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和中国针对未来产业经济，各自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产业政策，但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基因，其中，美国新领地（New Territory）思想和中国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美国在推进产业政策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其奠基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明确提出政府通过投资、关税和补贴支持民营产业和制造业。

      近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展现了美国在产业政策上的回归。

      从美国频繁推动产业政策的现象来看，美国背后的产业经济逻辑是什么呢？

      美国在科技革命平稳发展周期内，通常不愿意出台产业政策，而让资本和企业结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面临其他国家将要遥遥领先的时候，美国政治力量往往会让步产业政策，利用国家的资金去解决断层或鸿沟问题。

      从美国产业经济基因来看，美国人喜欢开拓“新领地”，这一点在任何一本《美国经济史》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并成为美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点。

      新领地延续了美国建国过程中强取豪夺的历史经验，他们热衷开拓类似美国西部的新领地，这种思路在产业经济领域体现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类似个人电脑、工业软件、互联网、移动通信、电动汽车等，它们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新领地。

      但是，随着中国在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后来居上，对美国未来影响较大的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甚至有超越之势，让美国业界感到不安，解决这种不安逐步转化为美国政府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总结过去40多年的产业化经验，通过深入剖析全球经济格局及新科技革命趋势，除了保证现有的产业衰退不会出现突然加速，还需要为未来的产业竞争提出合适的思路。

      展望未来的产业经济格局，哪个国家能在新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就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周期内拥有了较大的机会，并为国家在未来30年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钟情“新领地”，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目的是一样的。

      中美在工业领域的竞争，有两条主线在进行：

      第一条是传统产业链的迁移，主要是美国力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把原来在21世纪初转移到中国的产业再次安置到所谓友好国家去，例如，印度、越南等国家接纳了机械制造、电子工业和智能手机产业的落户。

      另外一条是发生在诸多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的竞争，这就是我国所提新质生产力的指向。

      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新技术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虽然很难主动发起某种颠覆性创新，但全球一旦出现某个颠覆性应用，国内的资本、技术和产业都跟得上，这已经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工业互联网等得到了验证。

      对比中美两国在新领地或新质生产力上的做法，美国的基础研究广泛和深入，能抓住创新“涌现”的机会，我国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结果要求高，抑制了颠覆性创新不确定性的产生可能，迫使我国在进入新领域的时候，尽量避免颠覆性创新，通常在美国有了较为确定的技术创新成果后，再跟进做进一步的应用创新。

      中美在开拓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时候，做法有较大的差异，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逼近，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各自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创新模式，也就在情理中了。

      在过去4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意识，相关人员的经验以跟进模仿创新为主，在如何自主开展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问题上，存在参差不齐的态度，迫切需要从顶层建立一套认知逻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人对相关经济理论和词汇比较熟悉，生产力就是其中一个词汇，“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代表了人们对科技的最为直观的理解和判断。

      在此基础上，通过瞄准未来的生产力需求，我国高屋建瓴提出新质生产力，为各种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认识，有助于平息了人们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争论，集中力量聚焦颠覆性创新。

      总之，我国的新质生产力跟美国的新领地一样，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思考范式，各自继承了自身发展中的传统，并力求在新时代开花结果。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理事长

      今天又是数字孪生体联盟成立以来的第53个月，即4年又5个月。

      虽然国内数字孪生体行业当前发展缓慢，但国外的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果，只是限于美国对颠覆性技术的保护，并未公开披露出来。

      我国已经意识到开展颠覆性创新的困难，为此，近期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出了“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的战略。

      作为数字孪生体联盟的发起和支撑单位，工业4.0研究院秉承与时共进的态度，较早启动了研究工作，已经积累了部分成果。

      在数字孪生体联盟部分成员强烈请求下，工业4.0研究院组建“新质生产力工作小组”，开始编写《新质生产力白皮书》（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tepaper），争取在2024年4月份发布。

      《新质生产力白皮书》除了解读政策，还将向读者介绍全球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例如，美国的新领地），重点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情况。

      针对数字孪生体联盟关注的工业领域，将围绕装备、人员和环境三方面，解读新质生产力的含义，并提出解决方案创新思路。

      结合目前跟部委、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等的交流情况，《新质生产力白皮书》将配合设计一套“新质生产力价值模型”，便于行业人士识别新质生产力的关联情况，同时，还将为相关方提供实时落地的指南，加快新质生产力落地实施。

      数字孪生体联盟经历了多年发展，将继续服务各成员单位，为大家提供最需要的帮助。

      最后，祝各成员成员日快乐！

      2024年3月15日，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秘书长王明芬应邀，参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新质生产力的座谈会，并为城市副中心促进未来信息产业发展、培育未来产业建言献策。

      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和北京的重要一翼，承担着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样板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嘉宾除了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王明芬，还有北京通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翔、创业黑马集团联合创始人郭海峰等领导和企业代表，活动以共话数字孪生产业发展壮大，共促以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内容。

      与会嘉宾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解、培育、应用及趋势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打造了300多家行业单位的生态体系，涵盖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行业企业和大量的创业企业，代表了我国数字孪生体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针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数字孪生体孵化平台和产业园的设想，王明芬介绍了数字孪生体联盟的基本情况，分享了近期开展“工业多模态AI”和“基于数字孪生体的新质生产力”等研究成果，吸引力与会领导和嘉宾的浓厚兴趣。

      王明芬认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更依赖创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孪生体和人工智能可堪重任。

      经过数字孪生体联盟数百家创新企业近五年的探索，尝遍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对数字孪生体和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落地实施拥有丰富的经验，这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推进相关工作具有很强的参考意义。

      在过去三年期间，工业4.0研究院X孵化器平台累积了数十个相关项目，部分项目已经具有较强的落地性，借助跟北京城市副中心相关单位的合作，探讨有针对性的建立一个数字孪生体小生态的可能。

      借助这次座谈会，数字孪生体联盟进一步深化了跟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合作关系，并将进一步推进X孵化器平台相关项目的落地实施。

      数字孪生体联盟成员如果有相关项目，并有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落地，可以联系秘书处了解具体情况。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力主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华社报道称，“从经济学角度看，新质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

      这一点跟工业4.0研究院一直关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类似，它是建立在科技革命周期跃迁基础上的。

      按照萝塔·佩蕾丝对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所描述，在一个技术周期内，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将陷入一种平稳发展状态。

      佩蕾丝提出，人类社会现代科技革命，每次都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含义就很容易理解了，它本质上就是科技革命周期跨越中的产物，任何国家或地区，如果可以抓住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机会，就有可能进入下一个技术革命周期，改变其产业和经济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全球各个国家都在力图抓住这样的机会。

      早在十年前，德国就推出了工业4.0；美国利用自身擅长变化的特点，从早期主推的先进制造业，到后来热燥一时的工业互联网，目前则以数字孪生体、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主，显露了全球产业和经济竞争的复杂性。

      在经济学家眼中，生产力是衡量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同时它还是研究的重要话题。

      早在1984年，经济学家戴维·诺布尔写了《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Forces of Production：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一书，对新质生产力进入人类社会的难处进行了描述，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新质生产力需要建立在社会变革上。

      该书细致入微记录了美国空军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推动数值机床的过程，读者应从中感到了新技术推进的困难，同时还应感受到生产要素（人、资源和技术等）重构的必要性，这也是我国新质生产力中强调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缘故。

      当前各个国家都在争抢新技术带来的工业革命机会，借鉴人类社会过去的经验，最终能获得成功的国家不会很多。

      中国进入新时代，瞄准新质生产力发力，应破除传统利益相关者的社会影响，为新进入者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这才是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唯一途径。

作者：王明芬，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秘书长

      针对工业多模态AI计划的推进，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近期带队，到访清华大学电子系位于北京双清大厦的智慧体能训练技术研究中心，郭辰仪老师接待了这次访问。

      围绕工业多模态AI和数字孪生人体（Digital Twin Human）的应用，双方做了深入的讨论，并初步达成进一步开展相关合作的意向。

      清华大学电子系通过多年积累，利用先进的无线肌电、视觉学习、动作捕捉、惯性测量等技术，对目标人体进行多模态建模，构建了全国首个多模态动作标准以及能力评估体系，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多模态身体素质金标准数据库”。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先研究机构，工业4.0研究院一直瞄准工业和军事的颠覆性创新，探索数字孪生体、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融合应用。

      在胡权所著《数字孪生体》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数字孪生人体”的概念和体系，这一点跟清华大学电子系围绕人的健康和体能的数字化探索不谋而合。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交流讨论，双方决定，立足工业4.0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电子系各自的优势，进一步研究和设计工业多模态AI的创新模式，推进全国第一个工业多模态AI创新中心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