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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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CPS发展方向及趋势的建议

      由于德国提出的工业4.0概念体系是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

胡权:重新定义智能制造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本文发布在2018年1-2月刊《清华管理评论》       人

关于CPS与Digital Twin的渊源与对比

      一直以来,国内行业人士和专家对CPS和Digital Twin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模糊状态。究其原

中国的CPS研究距离美国有多远?

      自从2006年,时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

关于关闭“CPS研究中心”的通知

      工业4.0研究院于2015年4月11日成立了“CPS研究中心”,立足于研究工业4.0体系下的CPS

王明芬拜访清华产研院并交流德国工业战略2030

       2019年4月23日,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秘书长、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王明芬接受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邀请,到访并与产研院研究员做了深入交流。清华产研院首席研究员宋德铮对王副院长到来表示欢迎,并主持了分享和双方的交流讨论。

       工业4.0研究院一直对全球产业有多年的跟踪研究,特别对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制造强国的跟踪研究非常细致入微。

       前一段时间,德国经济与能源部(BMWi,Bundesministeriums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发布了“德国工业战略2030”,工业4.0研究院及时进行了全文翻译和解读。

王明芬在清华全球产业研究院演讲

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秘书长、工业4.0研究院副院长王明芬在分享

       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依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设,紧紧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高度贴近产业发展实践,深度整合校内外研究力量,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不断形成高水平研究成果,为企业、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这次交流活动围绕“德国工业战略2030”和“工业4.0愿景2030”,王副院长做了《德国工业战略2030的经济学解读》的分享,双方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德国工业战略2030”是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发布的针对社会市场经济新思维,“德国工业4.0愿景2030”则为德国工业4.0平台在不久前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发布的工业4.0+,王明芬副院长认为,两个政策的叠加,为德国未来10年的发展锚定了定位。

       中国制造业正在进行高质量转型,借鉴学习“德国工业战略2030”和“工业4.0愿景2030”的经验,可以帮助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以全球视野回看我国产业政策。

       参与交流的人员主要来自清华产研院的研究人员,他们对工业4.0研究院的工作机制和研究主题非常感兴趣。在主题分享完之后,王明芬副院长针对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双方也对进一步探讨相关主题进行了探讨。

“德国工业4.0愿景2030″介绍中文翻译

说明:在德国2019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德国教育与研究部(BMBF,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和工业4.0平台(Plattform Industrie 4.0)联合举办了“德国工业4.0愿景2030”的研讨会,对外公开发布了“德国工业4.0愿景2030”(Leitbild 2030 für Industrie 4.0)。

工业4.0研究院对相关内容作了翻译,以便国内行业人士了解。授权方式为CC-BY-SA-3.0(注明来源即可)。

       工业4.0是一项复杂而重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价值创造、商业成功要素和工作就业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变革。之前固化的价值链将变得灵活而敏捷,并构建起在全球范围内相互连接的价值系统,进而形成全球数字生态(globale, digitale Ökosysteme)。

       在这个数字生态中,数据及数据应用是数字商业模式的核心要素。

       自2011年工业4.0概念提出以来,工业4.0的实施已经带来长足的进展。尽管如此,我们看到的仅仅还是工业4.0潜力的冰山一角。对德国工商界而言,工业4.0的机遇在于,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已处于领先地位,以此为出发点,数字化还将带来如下优势:

       * 进一步巩固我们作为全球工业4.0装备领先供应商的地位;

       * 进一步促进价值创造(工业4.0的应用)。

       这些优势能够保障就业,改善工作环境,并促进社会繁荣,因此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加强这些优势(强大的制造业、先进的科研、隐形冠军、高水平教育等)。

       德国各界必须同心协力,以符合德国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方式塑造变革,才能够克服当前面临的挑战。这些价值观具有德国特色,其他国家无法简单模仿。如果能够将这套价值观融入工业4.0的创新和应用,将可以加强德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使供应商、用户,还有广泛的德国中小企业充分实现工业4.0的潜力。

德国工业4.0愿景2030(Leitbild 2030 für Industrie 4.0)

德国工业4.0愿景2030(Leitbild 2030 für Industrie 4.0

       有三个密切相关的行动领域对工业4.0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数字主权、互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这三大行动领域是在广泛的社会共识上确立的,为德国各界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进一步计划提供关键的长期指引。

       上述基于价值观的模型应视为一种竞争优势,基于这个模型能够给三大行动领域作出清晰的界定。德国工业4.0平台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应遵循这一方法并将其作为未来十年的指导原则。这一方法主要考虑德国工商界的情况,同时也强调开放性,以及与欧洲及全球其他伙伴合作的重要意义。

数字主权(Souveränität)

       数字主权是指市场参与者(企业、员工、科研人员和个体公民)拥有自主决策和参与公平竞争的自由,例如在工业4.0生态中,定义和塑造个性化的商业模式,做出个人的购买决定。

       全球工业4.0生态中的数字主权需要考虑这些要素:

       * 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国家之间构建持续且动态的价值网络,要求为数字化的工业价值创造提供强大而自主的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必须对市场中所有参与者同等开放可用。数字基础设施提供进入工业4.0生态的入口,确保广泛参与和多元市场。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一项战略资产,为跨国界、跨行业的数据收集、数据交换和数据应用提供重要的条件和服务。

       * 安全性:数据保护、信息技术和信息安全是深植于德国工业和社会的原则。这些要素是工业4.0实施和数字生态中合作的前提条件。在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关于安全性的这些考虑使工业4.0得以在全球赢得高度信任。企业、员工和一般民众对安全性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提供的数据需要得到保护,数据的使用需要透明化,他们要能够自主决定数据如何使用,他们还需要享有“被遗忘权”。

       * 技术进步:工业4.0的数字主权原则要求我们在数字化工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领域开展“技术中立”的研发和创新。除了技术进步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还必须重点考虑数据保护的实施、“设计安全”(security by design)、可持续性和互操作性。另外,将新技术集成到应用和数字商业模式中,能够确保所有工业4.0生态的参与者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并从中获益。

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ät)

       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灵活联网来构建敏捷的价值网络,这是工业4.0中数字业务流程的核心要素。在塑造复杂的、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时,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互操作性是关键的战略要素。一方面,高度的互操作性是确保跨企业和跨行业的工厂和流程能够直接联网的必要条件,因此价值网络中的所有伙伴必须对互操作性做出同等的承诺和贡献。另一方面,可互操作的架构和接口让制造商和客户能够轻松地接入数字价值网络,在此基础上创造新商业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互操作性促进了数字主权的实现。

       全球工业4.0生态中的互操作性需要考虑这些要素:

       * 标准和集成:如果说,集成个性化解决方案来形成工业4.0系统解决方案,这么做使德国工业得以占据全球领先地位,那么原因在于德国在标准制定方面长期持续的大量投入。标准制定大幅减少集成的难度,为互操作性奠定基础。德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核心能力需要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工业4.0数字生态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们已经形成了跨领域的参考架构,管理壳方案也提供了真实世界映射到数字世界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已经逐渐成熟,成为了“工业4.0标配”。

       * 监管框架:为了确保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在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公平、平等地连接网络、交换数据和开展合作,我们需要在德国、欧洲和国际层面建立一个监管框架。相关的工作包括明确治理规则和完善创新体系,对数字主权、安全性、员工权益及民众普遍利益等方面深思熟虑。

       * 分布式系统和人工智能:具有嵌入式智能的自主分布式系统对B2B领域数字生态的重要性远甚于B2C领域。在工业4.0生态中,基于标准化的架构,协作地、透明地使用和连接不同种类的机器和用户数据,使生态中的参与者得以借助各种人工智能应用来实现解决方案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将人工智应用到不同层面的工业实践并期望获得收益时,智能数据(以及大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扮演着关键角色。

可持续性(Nachhaltigkeit)

       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是德国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支柱。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其一,可持续性是工业4.0固有的特点;其二,工业4.0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例如,经济繁荣和民众的高质量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完善创新生态和实施工业4.0为我们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从而促进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这反过来促使工业4.0得以持续实施和发展,最终有力地维系德国社会的高生活标准。

       全球工业4.0生态中的可持续性需要考虑这些要素:

       * 良好的就业和教育:工业4.0将“人”放在中心位置,致力于改善人类的工作环境。德国创新的装备制造商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行业说明,工业4.0帮助德国维持高水平的就业。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将这一影响延伸到德国的其他行业。德国劳动力接受高水平教育,这为他们今后的终生学习打下坚实基础。大量职业培训机会满足了劳动市场的需求。德国应该发挥和巩固这方面的已有优势,响应持续改变的技能需求。

       * 社会参与:工业4.0是一个变革的过程,牵涉到整个社会,给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带来深远变革。其中,首要的目标是:工业4.0在工业和社会领域引发的创新不仅带来挑战,更多的是带来机遇。社会变革的过程不仅要求我们在企业层面紧密合作,还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商决策: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初仅限于个别企业及其伙伴之间的对话,后来发展为跨企业、跨行业的合作,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要议题。

       * 气候变迁:工业4.0促使资源效率进一步提高。基于设计的方法与基于流程的方法相结合可以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在面向服务的商业模式中,产品是服务的基础,制造商负责对产品进行维护,因此制造商倾向于打造更具有持续性的产品设计。这意味着工业4.0成为循环经济、环境保护和气候调节的关键使能因素。

 

注意:为了让国内读者从第一手资料了解”德国工业4.0愿景2030″的情况,本文内容翻译自德文,括号中部分标注为德文。

 

开源工业互联网引领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来源:中国日报,时间:2019年2月25日

这篇文章写在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Openii Consortium)成立2个月之际,发布在《中国日报》,通过对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所面临挑战的分析,提出了通过开源工业互联网降低装备成本,切实帮助中小企业往高质量转型升级,打造开源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的思路。

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在会上发言

胡权院长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研讨会发言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工业互联网作为工业与互联网融合的新形态,成为了行业人士寄予厚望的领域。然而,通用电气推进工业互联网遇到挫折以及国内工业互联网平台难以解决制造企业痛点等问题的出现,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工业互联网的实际意义。

       国内在谈到工业互联网的时候,通常以“互联网+先进制造业”的方式提及,同时也比较强调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但制造企业的实际困难较为复杂,目前还需要更加创新的思路来推进。

       工业4.0研究院在2018年12月25日发起了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Openii Consortium),希望通过开放和包容的理念,利用开源工业互联网的方式帮助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成功。

       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划分,产业被划分为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行业,如果以工业增加值来看,中高技术行业的工业增加值要高于低技术行业。

       我们理解的先进制造业,可以定义为中高技术行业,当然,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一些看似低技术的行业,也会变成中技术或高技术行业。

       在此基础上,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含义就清楚了,那就是充分利用新型技术,提高自身可以获得工业增加值。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专业化分工中处于低端,做的大部分是OEM或ODM的工作,而欧美一些企业主要做高附加值的设计和品牌运营工作。

       不过,为什么中国制造企业没有快速实现高质量发展呢?

       与消费互联网等虚拟经济不同,只要跟实体经济结合的任何产业,都会面临物理世界的成本问题。对于希望转型升级的任何制造企业来讲,它首先要回答技术改造的资金来自哪里的问题。

       有一些专家认为,既然转型升级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那么这个投入问题也不会是问题,但是,不少企业家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想法简化了实际生产运行的困难,且不说真正做了升级改造之后能否收回成本,即便考虑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高投入的制造也有很大风险。

       换句话讲,任何转型升级或者高质量发展,都是需要考虑经济成本的,否则就变成一个不可行的商业模式。

       因此,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全面的解决方案,既需要较低成本的装备解决方案,还需要具有差异化的竞争战略,当然,不可或缺的少不了精益化的管理和其他专业能力。

       低成本的开源工业互联网方案

       在我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应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方案,已经让我国装备解决方案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由于我国一直以来的经营策略是低成本优势,目前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也需要低成本的装备解决方案。

       传统的装备解决方案大都是非标(非标准化)的,所需要的部件和人工服务都不可能缩减,而且几乎每一个客户都需要差不多的投入,这使得系统集成服务商想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难以实现,这就不能实现工业领域的规模经济。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导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一直没有广泛实现。

       据工业4.0研究院调研,对于大量的自动化企业来讲,它们普遍的需求是定制化的工控系统,虽然有专门的工控系统提供商,但由于自身专机(即非标设备)的需要,任何一个工控系统都需要二次开发,传统的工控系统提供商虽然提供了一定的接口,但仍然不能很好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通常会委托研究机构为它们定制一套工控系统,可惜不是每家企业都有这样的资金实力。

       如果有一套提供源代码的工控系统,技术成熟度比较高,那么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就可以利用这套开源工业互联网系统来进行开发,这远比传统的二次开发效果好得多,它可以保证企业的自主性和低成本需求。

       虽然一些企业提及了工业互联网的开源应用,但囿于经济利益的述求,它们大部分没有达到笔者提出的开源工业互联网程度。早在2017年,笔者就明确提出了“开源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和体系,核心是完全基于开源软件和硬件构建工业互联网体系,其目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和保证自主性。

       以传统的视角来看,开源工业互联网方案有点类似共性技术或基础设施,事实上,在2017年的时候,笔者写了《开源项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一文,阐述了开源项目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价值,延续当时的观点,开源工业互联网有可能成为中国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

       在低成本的开源工业互联网方案推动下,可以为中国大量的中小制造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思路,也可以释放它们的创造力,带来新时代意义上的创新和创业浪潮。

       打造开源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

       对于制造企业来讲,利用开源工业互联网提供的源代码,可以大幅降低成本,但客观来讲,开源项目存继了几十年,工业领域的企业(特别是工业软件)已经应用开源软件有很多年了,但为什么现在来提开源工业互联网呢?

       在1998年美国兴起开源软件革命的时候,经历了互联网泡沫时期,但开源软件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在各方力量的帮助下,其发展速度反而是加速了。例如,美国DARPA和NSF纷纷要求接受其资助的企业应优先满足开源其成果的要求,大家众所周知的无人驾驶就是从DARPA支助的开源项目竞赛中发展起来的。

       2004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开源软件推进联盟(COPU,China OSS Promotion Union),这个时间相比O’Reilly 1999年发布《开源:来自开源革命的声音》宣告开源革命到来,也不算特别晚。

       到2006年,美国推进开源工作的专家合作撰写了《开源2.0:正在进行的演进》(Open Sources 2.0:The Continuing Evolution),宣告了开源革命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开源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产业。

       随着2016年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成立和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中国开始加速进入了工业互联网时代。

       可是,在中国号称拥有几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或解决方案,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提供了开源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反而是各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喜闻乐见的称自己利用了Cloud Foundry或OpenShift等开源软件构建了平台。

       中国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现了几百家工业互联网平台,应该归功于开源软件的功劳。如果没有IaaS、PaaS和SaaS的各种开源软件,这几百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无法出现的。

       然而,仅仅是利用这些开源软件,还不能促进我国工业互联网在全球领先,因为开源软件的创新节奏被开源软件的开发团队所控制,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中国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开源软件,如果从整个行业来看,那就是需要拥有开源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

       加速工业互联网的专业化分工

       佩蕾丝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论证了50年的技术革命周期,如果我们认为目前这次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改进,而把它看成一次技术革命,那么在最初的10年时间,通过新技术形成新的专业分工就会成为必然。

       换句话讲,把2015年作为这次技术革命的肇始,到2025年左右,这次技术革命的结构性力量就会形成,它的发展过程会具体体现为专业化分工。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这次技术革命的概念层出不穷,包括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但不管是什么技术概念,总体来讲可以用智能化和网络化来描述,其发展主线是数字化,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打破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或产业生态。

       以电动汽车为例,传统内燃机驱动的汽车产业价值链,由整车厂和一、二级供应商等构成,相关利益捆绑在一起,甚至于消费者也习惯了购买汽车,然后自己驾驶消费的模式。不过,随着电动汽车的成本大幅降低,无人驾驶和共享汽车也将融合在其中,这将形成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态,这本质上讲就是新的专业化分工造成的。

       无论把工业互联网看成一个产业,还是把工业互联网的应用领域作为一个市场,它都会经历专业化分工这个过程。以更宽广的视角来看,这种专业化分工会伴随着产业的分工转化到经济和国家的分工结果中去。

       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来讲,既要利用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要把握新一代技术产业的新机遇,争取利用这次机会占据更好的价值链环节,特别是彻底改变中国总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格局。

       笔者相信,开源工业互联网的开放和包容理念,符合时代的主旋律,可以促进中国制造转向创新发展,引领它们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总结

       在全球各国纷纷推出工业战略的背景下,制造业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最具颠覆性创新潜力的领域,既不放弃所谓低端产业利用新型数字化装备转型升级的机会,又集中资源主攻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知识密集领域,已经成为希望引领未来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容放弃的目标。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制造有机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基于我国庞大的市场,可以让不同的想法或实践存在,从而促进我国制造业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发展之势,岂不快哉。

 

* 本文原文链接:

https://china.chinadaily.com.cn/a/201902/25/WS5c73a956a31010568bdcbcab.html

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参加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研讨会

       2019年2月23日,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召开“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邀请了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共15人,其中,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也受邀参加了该研讨会,并做了“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三大命题”的发言。

       不久前,开源工业互联网联盟公众号根据工信部发布的任命文件,率先以《工信部宣布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等任命》报道了该消息,引起了行业人士的关注。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研讨会现场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研讨会现场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为了加强工业互联网的创新能力,我国成立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体现了工业互联网作为可能成为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的潜力,同时,这也将加快我国进一步深化工业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

       这次参加研讨会的领导和专家包括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尹浩、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华明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中国工业互联网党委书记和副院长刘爱民、用友高级副总裁王健、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董事长李军旗、海尔集团副总裁陈录城、兮易信息技术公司董事长陈广乾、工业4.0研究院院长胡权、浪潮集团执行总裁袁谊生和中国信通院总工余晓晖等人(按原会议日程排序)。

工业4.0研究院工作人员在研讨会现场

工业4.0研究院工作人员在研讨会现场

       各位领导和专家针对“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结合到过去6年多时间的研究及调研实践,应用技术革命50年周期相关理论,提出应该从信息成本、创新速度和实施方法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与传统的消费互联网解决交易成本不同,工业互联网应该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定义为信息成本,只有提供了低成本的信息,才可能为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数字化装备解决方案。在定义了问题之后,如何在全球各国纷纷加大工业互联网发展力度的背景下,实现中国制造从第三梯队到第二或第一梯队的跃升,必然要解决创新速度问题,有可能开源工业互联网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最后,我国制造业还是面临实施方法挑战,围绕中小企业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这是建立工业互联网创新生态的核心问题。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研讨会及媒体记者交互之后,进入了媒体对领导和专家进行单独访谈的阶段。

       雷锋网等媒体对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进行了采访,胡院长进一步就中国中小制造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开源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

《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文翻译全文

       本报告翻译自德国经济与能源部(BMWi,Bundesminister fur Wirtschaft und Energie)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德文为:Nationale Industriestrategie 2030:Strategische Leitlinien fur eine deutsche und europaische Industriepolitik,英文为: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2030:Strategic guidelines for a German and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工业4.0研究院翻译该报告的时候,便于国内行业人士阅读,确定了《德国工业战略2030》的名称。

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部长Peter Altmaier发布《德国工业战略2030》

       以下内容是《德国工业战略2030》的全文内容:

       前言

       本草案基于基本的考虑因素,首次制定出一项连贯的德国及欧洲工业战略,以合理地应对当今世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创新进程极大加快、其他国家扩张性和保护主义工业政策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如何可持续地维护及发展德国的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高度繁荣?

       自路德维希·艾哈德时代以来,德国始终肩负着创造与维护繁荣的重任。他在《大众的福利》一书中所提出的纲领性方法,已成为对社会各阶层的公民影响深远的政治承诺。

       七十多年前,无人能预想到这一承诺能履行得如此出色。今天,德维希·艾哈德对繁荣、自由和安全的承诺,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由产业界、社会伙伴以及整个德国共同保障。

       社会市场经济促进了德国的高度繁荣,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模式都优于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就连中国也在四十年前引入了市场经济要素。自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已盛行全球。

       然而在德国,国家仍然利用其工业政策屡次干预经济部门:从1969年借助个别企业(包括萨尔茨吉特公司(Salzgitter)、霍尔兹曼公司(Holzmann)、欧宝公司(Opel)和万乐公司(Quelle))的“救援计划”成立空中客车公司(Airbus)到光伏企业的解决方案以及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由于国家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企业家”,一些干预措施因资金不足走向失败。还有一些干预例子不同于上述空中客车的例子,它们着眼于一次性的成效,导致了分配不当且没有起到任何战略作用。

        因此,“德国工业战略2030”选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该战略界定了国家干预行为可以视为合理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情况,以避免国家经济和全民族繁荣陷入严重的不利之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塑造一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市场经济,并为必要的政治辩论奠定基础。

        全球经济力量正在快速发展,世界市场正处在一个快速而深远的变革之中。一方面,全球化和创新进程不断加快,而另一方面,国家干预却在日益增加,放弃多边协定的趋势也日益显现。这场变革同时影响着企业与国家。过去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消失,而新的利益相关者出现。贸易流动也正在发生改变。有许多赢家从中涌现,也有人满盘皆输。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重新洗牌。而我们仅仅处于这场变革的开始阶段。

       德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作为一个全球瞩目的工业大国,德国必须积极有效地引导这一变革,决不能被动地容忍与忍受,任其发展,毕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对手从未停歇,我们还有很多要做:

       如果德国失去了关键的技术技能,我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将因此严重受损,这会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几乎所有政治领域采取行动的能力和行动的空间带来重大影响,并最终会波及德国国家机构的民主合法性。

       有效地管理和引导新的全球挑战与发展契合德国、欧洲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直接利益。我们希望更大程度地推进创新型技术并保护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

       一味地等待而无所作为是不够的;错误的行动建议更无需讨论。在许多情况下,加强与振兴市场经济是应对无法避免的新技术和工业变革的最佳答案。这一原则适用于:德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经济来保持其经济部门未来的生存能力。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企业各自做出的商业决策的总和不足以阻挡和防止力量和经济实力的转移,其原因就是企业仅仅着眼于自身的发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激活、推进保护性工业政策才有了正当理由。只有当一个国家经济中的市场力量无法保持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时,国家才有责任去介入。

       “德国工业战略2030”基于可靠的、经过检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制定了相应标准以证明或否定(通常如此)特殊情况下国家行为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有效地限制国家干预,但如果有更高层面的经济考虑需要国家干预,则可以赋予其合法性。

       2018年秋天,当我表示希望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时,我获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支持:这些支持来自工业、社会以及各个党派的政治人士。也有人给予了我批评,但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都增强了我的信念,即一项工业战略与相关的辩论是有用的,也是我们迫切需要的。

彼得·阿尔特迈尔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部长

2019年2月5日于柏林

 

       目标

        *《国家工业战略2030》旨在与工业利益相关者一道,努力确保或重夺所有相关领域在国内、欧洲乃至全球的经济技术实力、竞争力和工业领先地位。

        * 该战略是长久确保与扩大德国整体经济实力、国民就业与繁荣的必然要求。

        * 该战略的一个目标是到2030年,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

        * 该战略选择实现目标的方式来源于市场经济、私营部门及其相关途径。国家行为目前只作为例外来讨论,并且只有在其他方式都不适用的关键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国家行为。

        * 德国与欧盟也长期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坚决反对他国强行干涉市场经济进程并系统地保护德国的经济利益,从来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市场、更繁荣的经济。

       起步现状

       德国目前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实力。随着德国工业在国内总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3%,德国已领先于欧盟各国,并在国际上也位于前列。

       由于德国始终坚持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德国在国际上也成为了成绩斐然的工业大国。德国工业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2015年,德国投资530亿欧元用于研发,相当于德国私有部门85%内部总开支或私有部门在总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四倍。

       德国已经或仍处于领先地位的关键工业领域包括:

        * 钢铁、铜及铝工业

        * 化工产业

        * 设备和机械制造

        * 汽车产业

        * 光学产业

        * 医学仪器产业

        * 环保技术产业

        * 国防工业

        * 航空航天工业

        * 增材制造(3D打印)

       如果没有大量的工业就业机会,德国无法维持其高收入水平及高水平的教育、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因此,增强德国的工业基础关乎德国的国家利益,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为此德国也需要合适的手段与方法。在此背景下,德国需要就这些手段与方法的使用要求及限制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必须开诚布公,不夹杂任何偏见,并且要注重实效。

       挑战

       德国良好的经济起点和现状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因国际竞争和其他国家及企业的强制干预而一再遭受质疑,因此必须一直努力保持和巩固。

        * 主要发展中国家低工资、低生产成本的优势在德国强大的工业技术与质量面前显得相形见绌。然而德国的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这些国家正通过发展技术专长、合资企业或并购欧洲企业等综合发展方案迅速迎头赶上并扩展其技能。这导致了原本独占鳌头的德国企业也开始面临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只有当这些新兴国家的工资与社会成本缓慢增长后,这种优势的转变才能逐步放缓。

        *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就失去了在消费电子行业长期以来的领先地位,而日本、韩国等国家则迎头赶上。从那时起,这种损失就再无回头之路。

        * 随后,这引起了连锁反应,使得欧洲无法在电信技术、计算机和消费电子(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等新领域站稳脚跟。

        * 创新型碳纤维材料主要在德国境外生产。

        * 作为工业大国,汽车产业的成功对德国至关重要。然而,这一产业也面临着尚未成功克服的重大挑战:越来越高的减排要求、替代性交通工具与电动汽车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技术取得重大创新、全新的移动出行理念也可能造成颠覆性的营运模式。

        * 目前,全球闻名的平台经济互联网公司几乎被中国与美国独揽,而德国与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则被排除在外。这一形势似乎还没有发生改变,而德国需要采取行动。

        * 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德国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然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却明显落后。目前,德国企业与领先企业的差距仍未缩小,并且似乎在日益扩大:任何一家美国大型平台/软件/移动硬件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都是德国企业无法企及的。德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消除主要技术的竞争差距,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充分利用新关键技术中的经济潜力。

        * 欧洲有可能无法赶上新生物技术的国际发展,或者如果确实赶上了,也有可能再次掉队。

        * 新的、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大型公司正在几乎所有的高端创新领域涌现,尤其是数字化和人工智能领域,其庞大的资金和市场实力超过了德国DAX指数中的任何一家公司(德国DAX指数中包含了30家主要的德国公司)。德国在创新领域的这一大趋势中缺席了。在创新领域,成功的德国和欧洲初创公司越来越多地获得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资助。这种资助从一定规模开始,然后逐渐将这些公司转变为美国企业,投资的资金越多,转变的过程就越快,而这些公司也就越成功。

       目前,通过其他传统强势领域的增长,还可以弥补以上这些领域的损失。例如,德国汽车工业在近几十年来已大大推进了其领先地位。在高端市场,全球约80%销售的汽车来自德国公司。这一进程至少意味着德国的工业的就业人数可以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总而言之,德国目前的就业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

       然而,创新与数字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在德国传统强势领域会更加明显。如果长期无法在上述未来技术中取得成功,传统强势领域的长足发展也会面临直接的风险。只有德国把新的未来领域做大做强,核心工业领域的传统强势地位才能得以维持。

       一些变化趋势也正显现:

        * 根据研究可以推测,德国的整体就业数量会增加,但是大量的现有工作将受到这次转型的影响。

        * 然而,鉴于许多变化存在颠覆性,也必须考虑这样一种风险,即技术发展与生产力提高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现有工作,但同时新的、创新型的、面向未来的工作机会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 因此,如果德国和欧洲未能在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就有可能损失巨大的增值空间。

       如果要长期保持德国工业的未来生存能力和竞争力,必须能够及时认清和预测全球发展路线。清楚地了解当前实力可以防止德国错失即将到来的变革。前车之鉴是,日本索尼公司刚刚庆祝完它的音乐CD全球销量最高,达到其巅峰不久之后就没落了,索尼再也没有机会将其袖珍播放器“随身听”的技术发展到iPod的水平。

       我们需要对欧盟所有经济体,包括德国的优缺点进行独立、全面、毫无保留的分析。现有研究往往不完整或评估标准不透明。我们必须知道现在所处的位置,才能共同掌握未来。

       德国最主要的国家竞争对手已经做出行动,并且都在重新定位。具有代表性的示例如下:

        * 在美国,技术发展主要由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和通用电气等大型科技集团推动。它们在人工智能、数字化、自主驾驶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发总共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奥巴马政府为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通过“美国优先”政策振兴和保护钢铁、铝、汽车工业和农业等传统工业部门,试图将此前丢失的份额重新转回美国。

        * 日本经济的优势尤其包括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工业。日本软银集团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联网机器和机器人)设立了愿景投资基金(Vision Fund),该基金将在十年内增长到1000亿美元。

        * 在工业政策方面一个特别成功的国家是中国,在2015年启动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加强十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器人、航空航天、海洋产业、电动汽车、交通与铁路、生物制药和医疗技术。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世界领先者。2018年7月,国有集团招商局决定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新时代科技基金”,用于投资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公司。而通过“一带一路”,中国正试图确保销售市场和物流的安全。这一战略将市场经济原则与积极主动的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到目前为止已证明是最成功的。具有国际地位的公司已经在中国涌现,未来几年,这些公司可能垄断整个工业领域的技术,从而导致国际竞争彻底实效。

       由此可见,与德国竞争的重要国家也同步甚至是早已认清了未来挑战,并将其提上政治议程,这对德国与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业政策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兴起。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完全依赖市场力量来管理当前事务。

       快速扩张战略日益明显,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本国的经济而抢占市场并迅速垄断新市场。

       封闭与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但它们是否能成功还有待怀疑。

       欧盟的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这些事态发展。因此欧盟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发展自己的理念,因为我们的伙伴国家正在政治层面上这样做来为它们的未来开辟道路。

       如果德国和欧洲的政策没有考虑到经济政策的根本挑战,最终使这些挑战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德国和欧洲的企业将孤立无援,陷入极其困难的发展境地。

       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创新

       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在持续进行。然而,“突破性创新”的时间间隔更长,对经济的重要领域甚至是所有领域及其增值链都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通常,这些创新是“颠覆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的流程或技术,并用新的技术取而代之。对于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大国来说,这些突破性创新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些创新对于以往的市场领导者及其地理位置也具有颠覆性,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巨大的扭曲。

       典型的例子就是蒸汽机、铁路、电力开发、内燃机和汽车、飞机、无线电和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

       只有拥有并掌握新技术的国家才能始终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

       当今最重要的突破性创新就是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快速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平台经济在世界市场层面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平台经济提高了商品的可用性和商品价格的透明度,从而推动商品与服务流的国际化,促进更多的竞争出现。相反,少数公司的垄断则会导致市场萎缩。

       如今,大型互联网平台拥有大量的资金和数据,正在成为创新的驱动力,改变全世界的附加价值链。

       因此,如果一个大型经济体想要在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适当地参与平台经济的增值。目前为止,德国与欧洲并没有参与其中,给其他领域造成了失去竞争地位的巨大风险。一些大型相关领域(如交通、医疗卫生、数字云学习(远程学习))的“入场券”还未告罄,但世界上许多公司也正在努力,在这些领域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代表了自蒸汽机发明以来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因为它们平等地延伸到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物流和运输、工作、私人和社会生活。各种应用都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与进一步发展,这代表创新过程正在经历进一步加速。未来关键的人工智能应用包括自动驾驶与医疗诊断。德国在该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强大,但是实际应用方面则明显落后。

       就自动驾驶而言,如果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的数字平台来自美国,未来汽车的电池来自亚洲,那么德国和欧洲在这一领域的损失将达到50%以上。而且这些影响,远远超出汽车行业的本身。因此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该领域的公司,还关乎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利益相关者。

       机器与互联网的相互连接(工业4.0)则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突破性技术。(生产)机器构成的“真实”世界和互联网构成的“虚拟”世界之间的区分正在日益消失。机器通过互联网与其它机器及人类进行连接。互联网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维度;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工业生产中应用互联网技术逐渐成为标配。在这种机器和互联网的融合中,哪一方将起主导作用还完全不清楚;这一变化才刚刚开始。

       未来更进一步地突破性技术可能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新材料和轻量级建筑技术以及量子计算的发展。

      改变世界规则的创新速度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创新速度大大加快。二十世纪初,人们已经知道了电视、传真和移动电话的原理,然而花费了数十年才通过技术发展实现了应用与商业化。

       在过去的15年里,创新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尤其是在数字和未来的相关领域。这意味着可能与这些快速的发展掉队。面临这一风险的公司和经济体将会从“规则制定者”转变为“规则遵守者”,为国家及时采取行动提供平台。

       当数字革命的主要方面与传统研究、应用相联系时,创新的速度将再次大幅提高。

       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加快创新的速度。未来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更快的速度决定是否要加入某一领域的创新竞争,而且与早期创新周期相比,这种决定的可逆性要小得多。

      德国国家工业政策的参考点

        * 德国经济中,掌握工业技术的主导能力是维持德国未来生存能力的决定性挑战。德国经济必须能够经受住所有主要领域的全球竞争,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和突破性创新方面。

        * 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仅是一个参考点,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同时,这也是判断德国是否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将工业在经济附加值总额中的占比提高到25%对于德国来说是合适的,也是可能的。但对于欧盟来说,这个任务就要艰难得多,因为很多国家还在全面开展去工业化进程。然而,逆转这一趋势才符合德国的经济利益,因为欧洲工业的复兴可以为所有欧洲国家提供重要的发展动力。因此,到2030年,整个欧盟的工业占比应增加到20%。

        * 保持一个闭环的工业增值链,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增值链的所有部分——从基本材料的生产,到制造和加工,再到分配、服务、研发,都存在于一个经济地区,那么各个环节将更具抵抗力,增值链也更有可能实现或扩大竞争优势。因此我们需要一套全盘的方法和分析,以确定以前的增值链受破坏与威胁的环节,同时还要达成一致,制定阻止与逆转进一步破坏的适当措施。

        * 我们必须扩大现有的优势,同时在德国优于其他国家的领域要开展赶超进程。经验表明,一旦在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工业领域就很难重夺其竞争力。因此,我们必须为争取每一份工业岗位而奋斗。把工业分为“脏乱陈旧”和“清洁新型”的是错误的做法。

        * 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中小企业正是德国的特色优势。许多中小企业已经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和应用(隐形冠军群)“征服”了部分世界市场,具有强大的技术专长和竞争力。然而,由于快速的创新进程,尤其是数字化进程,他们特殊的技术能力经常可以在其他领域被发现,这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小企业需要个性化的优惠与扶持。

        * 德国与欧洲的龙头企业:规模是关键!

       随着综合的全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浮现一个问题,即工业利益相关者是否需要大量资金来成功地参与国际竞争或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大型商用飞机只能由一定规模的公司建造;铁路系统的建设与现代化需要开展众多大型工程,耗费超过300亿美元;全球市场中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也需要庞大的资金。工厂建设、国际金融、银行业以及许多产业都是如此:它们都需要实力雄厚且与中美竞争者处于同一水平的利益相关者。

       一个企业必须拥有大量的资本才能实现重大项目并在国际竞争中与大型竞争对手较量,但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这样的企业,这个国家就会排除在一个日益重要、不断增长的全球市场之外。

        因此,令人担忧的是多年来德国几乎没有出现这样规模的新企业,而像AEG或Grundig这样的前世界领导品牌,早已不知踪影。

       在美国和中国,许多大型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已经羽翼丰满,特别是在电信技术、互联网和数字化领域,这推动了这些国家在一些领域的增加值大幅增长。

       鉴于当前的全球市场,德国或欧洲的公司合并是有用且有必要的,但由于现行法律过分强调国家和地区市场,这些合并往往都失败了。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重审和修改德国与欧洲的竞争法,以便德国与欧洲的公司还能以较高水平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

       西门子、蒂森克虏伯、各个汽车制造商或德意志银行等现有的领军企业,在已经存在了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并已成为成熟的全球参与者。空中客车在航空工业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但它的诞生甚至也要追溯到50年前。

       这些企业的生存与长足的成功符合国家利益,因为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增值,同时也在世界上树立了德国经济与工业的良好形象。

       * 很多公司希望通过接管其他国家的公司来提升自己在特定市场中的地位。德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类接管在未来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因为这符合德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国家对于外国公司接管的禁令在未来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只有在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时才能使用这一禁令。

       如果接管行为的目的是提高技术与创新领导力而不关乎国家安全利益,那么通过合适的投标来阻止这种接管首先应该是德国私营部门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仅提供鼓励与支持。

       只有在极其重要的情况下,国家才会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充当股份的购买者。但是,总的来说,国家持有的股份可能长期不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要考虑建立国家参与机制,并要求政府定期向议会汇报任何参与的程度。新接管的股份原则上必须通过其他各方的私有化来平衡:

       * 国家是否应该使用现有的选择以及使用的程度原则上都必须根据新的经济比例原则来评估与决定。

       1.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小,国家对该经济过程的干预就越少。

       2. 一个过程的经济意义越大,国家积极主动参与其中的行动空间就越大。如果出现对经济具有现存重要性的挑战,国家的干预可以延伸至限时接管股份以及给予企业补贴。

       3. 原则上,每一项干预都应受到限制。只有当干预对于实现经济目标是必要、恰当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

       4. 就电池生产这一对附加值极其重要的问题而言,国家可以组建财团提供援助,这种形式的援助是有用且充分的。

       5. 而在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极为重要的问题上,国家可以直接参与(如当年空客的建立)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干预也是必要的、合理的。(人工智能-空客)

       监管政策的原则

       * 德国必须在政治层面不断反思与改进其工业生产的框架条件。

       近几十年来,出于环境保护、气候保护、能源转型和社会政策等原因,国家通过干预手段使框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没有经历此变化的国家相比,德国的工业成本提高了,竞争地位也因此受损了。

       一些更高级别的政治原因会损害竞争,国家对这一损害的补偿并不是补助,而是寻求恢复竞争的可比性。这种做法也必须遵守欧盟法律。

      需要这种措施的领域有:

      –   电力与能源价格

      –   企业税收水平

      –   社会保障贡献率(必须永久保持在40%以下)

       * 国家绝不可以干涉独立企业的商业决策。每个公司都必须自己决定采用哪有政策,进行哪种投资。这体现了决策与责任的高度统一。因此,是否要投资新技术应该由各个公司自行决定。只有企业的行为可以走向成功,也可以导致失败时,市场经济才能真正成功。

       * 国家也不可以随意干预国内、国际中企业的竞争。只有这样,才能优化资源配置,使更好的供应方脱颖而出,实现附加值最大化。

       * 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市场原则与比较优势原则(大卫·李嘉图)。遵守与坚持这两项原则也符合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意味着一个经济体成功不会损害另一个经济体的利益。如果这另两个原则都可以被认可与实行,那么所有经济体都可以一同发展与壮大。

       * 因此,德国坚持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原则。即使这一原则可能会对本国企业造成不利,德国也希望遵守这一原则,减少乃至消除全球关税,尤其是各个领域工业产品的关税。

       * 德国希望加强和扩大多边主义,因为多边主义是抵御任何形式保护主义的有力保障,也是推动经济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动力。

       * 自由、开放的市场需要所有市场参与者与竞争者具有可比的框架条件(公平竞争)。由于一些国家不遵守现行的市场规则,这些框架条件不会自动建立。因此,为了德国的经济利益,德国必须集中力量消除现有的不平等与不利因素。

       * 如果在可见的未来无法为全球市场经济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德国和欧洲必须采取比以往更积极的行动来抵制其他国家不正当的竞争。否则,成功的企业就会陷入不利的境地,并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干预被拒之门外。这意味着:

       1. 重审并尽可能改革现行的补贴法和竞争法。

       2. 一些具有突破性影响的创新领域能获得强大的竞争力,服务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对于这些领域国家应施行限时补贴。

       3. 对倾销和滥用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为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4. 一些领域的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德国应推动这些领域的公司合并。

       欧洲维度

       鉴于欧洲单一市场的巨大成功,德国的工业政策也必须始终遵循欧洲的工业政策。以下这条原则基本上适用于德国和欧洲:单一市场的成员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附加值的提高会使独单一市场的所有其他成员国受益。

       因此,基于最主要的欧盟工业大国的战略,欧盟还需要制定一项工业战略。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增强整个欧洲的工业竞争力。而许多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必须逐步停止和扭转。只有欧盟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才能最终成功。

       目前,欧盟和欧元区对财务问题进行了过多的讨论与决策,但较少地关注经济政策这一基本问题。目前,讨论经济政策各个方面的几种不同理事会(竞争力理事会、贸易理事会、电讯理事会、能源理事会)都过于分散,没有一个集中的理事会,将所有不同的方面汇集在一起,进行讨论与决策。

       欧洲模式的“工业之友”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第一步。除去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交流,欧盟在未来还需要一个“工业部长理事会”,从而减少当前处理单一事项的个别理事会。

       进一步举措

       工业战略可靠、成功地发展需要所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必须共同商定重点领域与措施。这并不会影响国家维护国民繁荣的总体责任。

       因此,本草案就是第一步。本草案并未在其内容中声称它是完整的或是需要全面的认可。在未来几周内,它将成为与工业部门、经济部门、工会组织和学术界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深入讨论的主题,同样,德国联邦议院和政府中的各个政党也会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随后,修订后的战略将在联邦政府内部达成一致并由联邦内阁裁定。

       同样,一份有具体实施步骤的指导文件也会经历相同的步骤。该文件会包含必要的法律修正案和其他措施。(如竞争法、参与机制)

       在国家战略的基础上,联邦政府随后将迅速致力于制定和采用相应的欧盟工业战略,并倡导其余成员国就各自的工业政策展开深入对话。

       如果该战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定期对工业政策的实际发展和联邦政府政策的适当性进行集中评估,且不采用新的、详细的和复杂的监测程序。我建议将2021年作为合适的战略启动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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