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举办的“中国数字孪生体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参与交流的数字孪生体联盟成员提出了不少有趣的问题，大大启发了笔者的思考。

      这次参加交流活动的人员都阅读过笔者写的《数字孪生体》这本书，对书中提出的仿真、连接和数据三大流派划分非常认同。

      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包括客户）总觉得数字孪生体是一个仿真问题？

      10多年前，DARPA提出数字孪生体概念，其理论发展仅仅为了满足军事需求，后来并未公开多少理论成果，实际的数字孪生体应用更是秘而不宣。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自称数字孪生体供应商和客户少了引领的标杆。

      从数字孪生体发展的规律来看，虽然企业并不在乎理论，但如果要保证长期良性发展，当前对数字孪生体理论的需求就是刚性的。

      国外知名仿真软件在军事和工业领域应用时间较长，转售公司、集成厂商以及某些“独立自主”软件企业乐于继续为客户提供仿真软件，“数字孪生体=仿真”的结论迅速成为“主流”。

      经过多年的发展，数字孪生体深受仿真专家的影响，他们很大程度上把数字孪生体看做或认为其是仿真的一个分支。

      如果大家了解熟悉的仿真企业在美国军工体系几乎未涉足数字孪生体应用，就知道这样的看法的局限了。

      美国经济学家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专门写了“缓慢发展的国际战略学”一章，指出大多数人研究战略思想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非真正关心这一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而且一些学者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并非想发展解决问题的方法论。

      对于数字孪生体领域来讲，以上结论也是成立的。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孪生体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发展涉及的范围比较广，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比较多。

      这些问题应该由获得国家资助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解决，但既然连院士都认为这是一个“仿真”问题，那么把它纳入到建模仿真体系中，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

      仿真视角的数字孪生体具有价值，但国内似乎难以真正推动，主要原因是国内几乎没有广泛使用的自主仿真软件，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先解决“卡脖子”软件问题，并由此提出了“工业软件”的说法，后来还形成了“数字孪生工业软件”的概念。

      理论研究是牵引一个领域繁荣发展的先头兵，产业政策是为了调和结构不合理和动力不足。

      当理论研究“屈从”或“迎合”政策，那么其领先性难以得到保障，最终就只能变成一个研究项目，而不是为行业长期发展提供知识基础。事实上，政府官员本意是希望得到理论专家的指引，避免产业政策出现明显的错误或失误。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搞清楚数字孪生体是一项技术升级还是一种新技术范式很关键，前者认为它不过是“仿真”的一个分支，后者则认为它为军事和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笔者认为，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数字孪生体等同于一个“仿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