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和中国针对未来产业经济，各自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产业政策，但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基因，其中，美国新领地（New Territory）思想和中国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美国在推进产业政策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其奠基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明确提出政府通过投资、关税和补贴支持民营产业和制造业。

      近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展现了美国在产业政策上的回归。

      从美国频繁推动产业政策的现象来看，美国背后的产业经济逻辑是什么呢？

      美国在科技革命平稳发展周期内，通常不愿意出台产业政策，而让资本和企业结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面临其他国家将要遥遥领先的时候，美国政治力量往往会让步产业政策，利用国家的资金去解决断层或鸿沟问题。

      从美国产业经济基因来看，美国人喜欢开拓“新领地”，这一点在任何一本《美国经济史》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并成为美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点。

      新领地延续了美国建国过程中强取豪夺的历史经验，他们热衷开拓类似美国西部的新领地，这种思路在产业经济领域体现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类似个人电脑、工业软件、互联网、移动通信、电动汽车等，它们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新领地。

      但是，随着中国在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后来居上，对美国未来影响较大的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甚至有超越之势，让美国业界感到不安，解决这种不安逐步转化为美国政府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总结过去40多年的产业化经验，通过深入剖析全球经济格局及新科技革命趋势，除了保证现有的产业衰退不会出现突然加速，还需要为未来的产业竞争提出合适的思路。

      展望未来的产业经济格局，哪个国家能在新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就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周期内拥有了较大的机会，并为国家在未来30年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钟情“新领地”，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目的是一样的。

      中美在工业领域的竞争，有两条主线在进行：

      第一条是传统产业链的迁移，主要是美国力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把原来在21世纪初转移到中国的产业再次安置到所谓友好国家去，例如，印度、越南等国家接纳了机械制造、电子工业和智能手机产业的落户。

      另外一条是发生在诸多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的竞争，这就是我国所提新质生产力的指向。

      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新技术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虽然很难主动发起某种颠覆性创新，但全球一旦出现某个颠覆性应用，国内的资本、技术和产业都跟得上，这已经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工业互联网等得到了验证。

      对比中美两国在新领地或新质生产力上的做法，美国的基础研究广泛和深入，能抓住创新“涌现”的机会，我国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结果要求高，抑制了颠覆性创新不确定性的产生可能，迫使我国在进入新领域的时候，尽量避免颠覆性创新，通常在美国有了较为确定的技术创新成果后，再跟进做进一步的应用创新。

      中美在开拓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时候，做法有较大的差异，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逼近，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各自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创新模式，也就在情理中了。

      在过去4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意识，相关人员的经验以跟进模仿创新为主，在如何自主开展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问题上，存在参差不齐的态度，迫切需要从顶层建立一套认知逻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人对相关经济理论和词汇比较熟悉，生产力就是其中一个词汇，“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代表了人们对科技的最为直观的理解和判断。

      在此基础上，通过瞄准未来的生产力需求，我国高屋建瓴提出新质生产力，为各种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认识，有助于平息了人们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争论，集中力量聚焦颠覆性创新。

      总之，我国的新质生产力跟美国的新领地一样，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思考范式，各自继承了自身发展中的传统，并力求在新时代开花结果。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