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举国上下都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产业政策利与弊的辨析，不少经济学家都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一些行业媒体也来询问工业4.0研究院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存在正相关，但产业政策应该加强开放性和公正性。事实上，本人早在2015年上半年接受《网易商业报道》采访时，就明确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做了一点小的评论。

      工业4.0研究院一直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制定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国内GDP增长，保持全球贸易平衡以及保障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制造业产业政策来讲，从根本上保障各个国家制造业的未来，是最基本的需要。

      产业政策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它的确可以帮助国家获得发展机会，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抛开学者和经济学家纯学术上的讨论，真正在经济政策制定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施产业政策的，特别是日本在战后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客观上帮助日本很快恢复了其工业强国的地位，并且还帮助日本在诸如汽车、电子以及钢铁等领域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国家。

      因此，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中，本人更支持林毅夫，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似乎缺少了专业度，也缺乏专家的开放性，这对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林张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烂熟于心，但真正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问题更为现实，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完善，会使得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失效。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诸如发改委、工信部或各地政府出台了看似帮助制造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寻租或寻求补贴的动机非常突出。业内热议的诸如某知名家电企业的软件产值高居行业前茅，据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得软件销售补贴。

      长达17卷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详细记录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各个方面，是期望全面了解日本崛起过程中产业政策角色和价值的最好参考资料。工业4.0研究院在研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强国的制造业政策时，发现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政策已经经历了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补充性产业政策阶段，进入了指导性政策阶段。

      在一个产业还处于模仿阶段的时候，战略性产业政策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模仿美国汽车行业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起到了协调国内资源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其产业的发展。

      不过，当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日本产业政策制定者对IBM小型机很感兴趣，加大了这方面的产业政策制定，但由于当时连IBM都输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日本的PC产业政策基本上还来不及制定，就被市场判定没有机会。在其后到来的互联网经济，习惯于制定产业政策的日本和德国等都输给了开放标准的TCP/IP协议，当然，中国的互联网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消费互联网应用，但实际上在互联网关键技术上并没有领先于全球。

      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全球相关新型技术层出不穷，工业4.0研究院开放实验室4.0专家发现，诸如工业级CPS、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数字线程（Digital Thread）、人工智能等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几乎没有在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中体现，相关部委出台的产业政策大都提及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等耳熟而详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工业概念，且不说这些概念能否承载未来工业的需求，仅仅是行业创新需要的关注度，也是有疲劳性的，这对于推动行业创新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在前一段时间接受法国回声报编辑部负责人采访的时候，本人就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方面肯定了该产业政策的正面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该产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工业4.0研究院真心希望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能够更为开放和公正，理论和实践出现百花齐放的状况，这更有助于保证中国制造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