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和中国针对未来产业经济，各自提出了五花八门的产业政策，但从这些现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基因，其中，美国新领地（New Territory）思想和中国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美国在推进产业政策方面有悠久的传统，其奠基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明确提出政府通过投资、关税和补贴支持民营产业和制造业。

      近期，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救援计划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等，展现了美国在产业政策上的回归。

      从美国频繁推动产业政策的现象来看，美国背后的产业经济逻辑是什么呢？

      美国在科技革命平稳发展周期内，通常不愿意出台产业政策，而让资本和企业结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面临其他国家将要遥遥领先的时候，美国政治力量往往会让步产业政策，利用国家的资金去解决断层或鸿沟问题。

      从美国产业经济基因来看，美国人喜欢开拓“新领地”，这一点在任何一本《美国经济史》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并成为美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点。

      新领地延续了美国建国过程中强取豪夺的历史经验，他们热衷开拓类似美国西部的新领地，这种思路在产业经济领域体现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类似个人电脑、工业软件、互联网、移动通信、电动汽车等，它们都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新领地。

      但是，随着中国在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的后来居上，对美国未来影响较大的移动通信和电动汽车等产业甚至有超越之势，让美国业界感到不安，解决这种不安逐步转化为美国政府的责任。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需要总结过去40多年的产业化经验，通过深入剖析全球经济格局及新科技革命趋势，除了保证现有的产业衰退不会出现突然加速，还需要为未来的产业竞争提出合适的思路。

      展望未来的产业经济格局，哪个国家能在新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就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周期内拥有了较大的机会，并为国家在未来30年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

      从这个视角来看，美国钟情“新领地”，我国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质目的是一样的。

      中美在工业领域的竞争，有两条主线在进行：

      第一条是传统产业链的迁移，主要是美国力图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把原来在21世纪初转移到中国的产业再次安置到所谓友好国家去，例如，印度、越南等国家接纳了机械制造、电子工业和智能手机产业的落户。

      另外一条是发生在诸多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的竞争，这就是我国所提新质生产力的指向。

      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新技术研发能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虽然很难主动发起某种颠覆性创新，但全球一旦出现某个颠覆性应用，国内的资本、技术和产业都跟得上，这已经在自动驾驶、电动汽车、工业互联网等得到了验证。

      对比中美两国在新领地或新质生产力上的做法，美国的基础研究广泛和深入，能抓住创新“涌现”的机会，我国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结果要求高，抑制了颠覆性创新不确定性的产生可能，迫使我国在进入新领域的时候，尽量避免颠覆性创新，通常在美国有了较为确定的技术创新成果后，再跟进做进一步的应用创新。

      中美在开拓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时候，做法有较大的差异，但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逼近，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失败的后果，各自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不同的创新模式，也就在情理中了。

      在过去4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产业意识，相关人员的经验以跟进模仿创新为主，在如何自主开展新技术、新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问题上，存在参差不齐的态度，迫切需要从顶层建立一套认知逻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人对相关经济理论和词汇比较熟悉，生产力就是其中一个词汇，“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代表了人们对科技的最为直观的理解和判断。

      在此基础上，通过瞄准未来的生产力需求，我国高屋建瓴提出新质生产力，为各种产业发展提供了统一的认识，有助于平息了人们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争论，集中力量聚焦颠覆性创新。

      总之，我国的新质生产力跟美国的新领地一样，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思考范式，各自继承了自身发展中的传统，并力求在新时代开花结果。

作者：胡权，工业4.0研究院院长、数字孪生体联盟理事长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孪生体在DARPA、美国空军和工业4.0研究院等颠覆性创新机构推动下，近10年的进展非常迅速，在工业和军事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内学者关注到数字孪生体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纷纷进入该领域，撰写了世界排名第一数量的论文，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成果。

      本文结合到公开发布论文提供的数据，介绍和分析我国数字孪生体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便于数字孪生体联盟成员更好找到自己的位置，更好把握我国数字孪生体产业的发展机会。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工业4.0研究院人员不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仅供内部使用，因此本文介绍的学术研究团队不涵盖相关内容。

      在赵亮、许娜和张维等人撰写的《我国数字孪生研究的进展、热点和前沿》一文中，基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做了分析，提炼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科技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所、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八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研究团体。

      对八大研究团体的关注重点来看，以机械自动化占比最高，其次是建筑领域。笔者认为，这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的实际情况。

      以机械自动化为主的数字孪生体学术研究群体，大都从信息物理系统（CPS，Cyber-Physical Systems）平移到数字孪生体。众所周知，信息物理系统是德国工业4.0体系的核心，后来德国被迫通过“资产管理壳”（AAS，Asset Administration Shell）平移到数字孪生体领域，并围绕资产管理壳建立了德国工业数字孪生体协会。

      赵亮等人撰写的论文通过数据库，对发布数字孪生体最多的核心期刊做了介绍，包括《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远程教育杂志》《中国机械工程》《油气储运》和《系统仿真学报》等，其中，《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发文量高达46篇（截止到2020年）。

      我国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未来教育和智能制造三大领域，除数字孪生体之外，高共现和中心性关键词包括智能制造、信息物理系统、断路器、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虚实映射、大数据、体系结构和物联网，跟本人在《数字孪生体》一书提出的仿真、连接和数据三大流派基本吻合。

      国内一些领先的学者，同时还把研究推向了国际英文期刊，在国外刊物上发布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引用量甚至排名世界第一，实现了学术成果量的绝对领先。

      DARPA和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是最早提出数字孪生体概念，并持续推进数字孪生体科学演变的机构，但限于遏制大国对手的需要，它们不仅主动放弃发布论文的机会，而且还尽量避免谈及数字孪生体，这一点读者可以从DARPA相关资料难以寻觅数字孪生体词汇就有所感受。

      正如美国国防部2023年11月16日发布的《国防工业战略》（National Defense Industrial Strategy）透露出来的，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对手获得数字孪生体先进技术，成为美军的国防工业战略需要。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不仅仅把研究局限到机械自动化和智慧城市等较容易撰写论文或获得资助资金的领域。

      要实现我国数字孪生体产业的繁荣，学术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一点在当前美国推行经济武器化背景下尤为重要。

      知易行难，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学术界改变以量取胜，或以引用量取胜的评价标准，还需要学者拥有更宽广的胸怀和更远大的抱负，敢于挑战权威，愿意长期在该领域开展研究。

      当然，我国科研管理机构或评价部门有可能是所有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