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鹤牵头撰写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按照“后记”所讲，这是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主要对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

      工业4.0研究院一直对技术革命和金融资本之间的作用关系非常关注，特别是其中体现的大周期思想，跟刘鹤在书中作为课题组组长撰写的两篇文章（分别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和《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所采取的基本逻辑一致。

      康德拉季耶夫在1925年提出了长波理论，其本质就是以固定资产投资为驱动的大约45-50年的经济周期，是现实世界的规律。在1939年，熊彼特也提出技术创新驱动的大约48-60年的经济长周期。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撰写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更是较为系统介绍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规律。

      正如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一文中坦诚的一样，“我们的描述选择了比较粗狂的方式，描述的重点是‘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即便是对‘是什么’的描述也十分困难，因此这项研究大纲仅是更深入研究的起点。（p4）”

      对于刘鹤在文章中再三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实事求是。既然技术革命和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顺应其规律，并且早作预案，特别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p16）。

      虽然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一文中，主要阐释了刘鹤的大周期思维方法，但在《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刘鹤就治国思想进行了阐述，那就是要把监管重点放到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监管上来，因为这是大周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关键。

      事实上，自今年初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已经开始推进对金融领域乱象的治理，而且力度显然超出任何时候。但是，在治理金融乱象的同时，经济结构调整也紧密锣鼓的开展起来了，特别是针对四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证监会发布了支持四新企业上市的政策，包括对“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等的具体支持政策。

      刘鹤在《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中，不仅仅分析了两次危机的产生原因，更结合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积极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技术变革、产业转型和社会政策调整”（p35）。

      当然，对于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鹤来讲，要深入了解他的思想，还需要仔细体会，但《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是值得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行业人士阅读的。

      过去3年多时间（2014年）以来，德国工业4.0概念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据工业4.0研究院调研，中国国内对工业4.0的认知度非常高，甚至高于德国国内的水平。由于国内“风口论”比较流行，虽然工业4.0概念人人皆知，但由于这个概念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和理论比较复杂，实际上了解较为清楚和正确的并不多。

      本文基于工业4.0创新平台发起的一期工业4.0研讨会——“德国烦恼的数字化（DE.DIGITAL）挑战”，对德国工业4.0及数字化情况进行解读，以阐释工业4.0研究院对德国工业4.0和数字化的看法。

      工业4.0研究院一直认为，数字化是工业3.0的事情，工业4.0的技术特征是智能化和网络化。事实上，德国在《工业4.0未来项目实施建议》（2013年）就对工业4.0做出了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判定，其中，并没有提到数字化，可见，德国在提出工业4.0的初期，是认为数字化不属于工业4.0的。

      虽然德国国内对工业4.0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德国学术界和企业都认识到，把数字化跟工业4.0混为一谈，不利于德国未来制造业的声誉和发展推广。因此，从2016年起，德国发布了不少区分数字化与工业4.0差异的报告，例如，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2017年4月发布了《工业4.0成熟度指数模型报告》，明确指出数字化是工业3.0的事情，是工业4.0的基础（但不是工业4.0），这事实上判定德国目前还处于工业3.0阶段。

      经过系统的资料收集、翻译和分析，工业4.0研究院基本上可以判定，德国自身数字化程度并不高（在中小企业和消费领域，跟中国水平相当甚至于低于中国水平），与中国类似，德国的大型企业数字化水平和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的能力较高，但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

      工业4.0翻译中心（工业4.0研究院下属单位）对德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德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数字化程度不仅低于全球领先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和韩国），在欧盟也是处于低位，这促使德国政府以及智库机构思考突破之道，美国、日本和韩国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国家的实践给德国一个标杆，但如何建立共识，实际上并不明确。

      2002年，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提出“2010议程”，启动了德国的改革议程。其后，德国相继提出高科技战略（2006年）、高科技战略2020（2010年）、新高科技战略（2014年）、数字化议程（2014-2017）（2014年）、数字化战略2025（2016年）和数字化平台白皮书（2017）等数字化设想。

      众所周知，德国在2011年提出工业4.0概念，其后在德国国家科学与工程院支助下，启动了“工业4.0未来项目”的研究，并形成了《工业4.0未来项目实施建议》（2013年）的报告，再到2015年5月12日，形成了《工业4.0实施战略报告》。在此期间，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还发布了《数字化议程（2014-2017）》（2014年8月），希望快速推进德国社会和产业的数字化短板。

      从工业4.0翻译中心所了解到的情况，2014年德国发布了《数字化议程（2014-2017）》报告之后，实际推进进展并不顺利，因此在2016年3月，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BMWi）再次发布了《数字化战略2025》。考虑到中国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颇有德国模仿中国提出数字化战略之意图。

      工业4.0研究院迄今为止的跟踪研究发现，德国工业4.0目前还处于较为多领域作战的状态。

      首先，德国企业在不少国家（特别是在中国）通过提供“工业4.0解决方案”获得了不少业绩增长（具体情况可以查看西门子、SAP、博世等德国企业的业绩报告），但同时也存在了大量的疑问，特别是给客户造成了原来现有的自动化技术或数字化技术就是工业4.0的困惑。

      其次，德国企业的“浑水摸鱼”状态，给推广未来项目（瞄准的德国制造业的未来，不是现在）工业4.0带来了概念的“降级”（例如，德国西门子把数字化工厂等同于工业4.0），德国不少专家认为，这不利于德国工业4.0实现保障制造业未来的目标。

      第三，虽然德国大型企业的数字化程度比较高，但对于工业4.0所要求的智能化和网络化，这些大企业并不具有领先地位，例如，中美拥有不少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更别说德国目前几乎没有真正世界级的网络设备企业。

      大企业在未来技术上不具有领先地位和中小企业连数字化程度都不高的现状，颇让德国经济学家和战略家担忧，如果德国执意模糊数字化与工业4.0之间的界限，只会让德国企业获得一时的销售收入，但这不会保证德国工业4.0在全球制造业未来竞争中获胜。

转载引用请注明（不需要申请，注明来源即自动获得授权）：本文转载于工业4.0研究院官方网站，作者：胡权

参考资料：

德国工业4.0未来项目实施建议，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698

德国工业4.0实施战略报告，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771

德国数字化议程（2014-2017），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892

德国数字化战略2025，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891

工业4.0成熟度指数模型报告，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16352

德国烦恼的数字化（DE.DIGITAL）挑战，http://www.innovation4.cn/event/59

The High-Tech Strategy for Germany，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821

High-Tech Strategy 2020 for Germany，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824

德国新高科技战略创新计划，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812

德国数字化平台白皮书，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15910

      《德国国家改革方案》（NRP，Nationales Reformprogramm）是德国联邦政府部门对外发布的一份关于德国国家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的重要年度报告。2017年4月12日，德国经济与能源部发布了《2017年德国国家改革方案》。

      为了便于国内经济学家和工业4.0专家了解德国经济政策背景，工业4.0研究院对《德国国家改革方案》进行了全面梳理和分析。《2017年德国国家改革方案》关键词包括“投资”、“劳动力和就业”、“可再生能源”、“研究和创新”。

      “投资”首次在NRP报告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第一、第二条措施）和如此大的篇幅（2016年之前几乎没有提到投资，《2017年德国国家改革方案》中占了约10页的篇幅）。

      除了加强公共投资、加强对欧洲的投资、加强私人投资等“老生常谈“以外，有两方面政策值得注意——“健全的公共财政安全，投资未来”、“重组联邦和地方政府的金融关系”。而这两条政策的具体内容都与欧洲目前一个热议的话题有密切关系“难民”，由于难民涌入，德国地方政府财政正面临压力，上述两项政策都是为了解决德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

      在《2017年德国国家改革方案》中谈得最多的便是“劳动力和就业”问题了（占了14页的篇幅）。不过，德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失业”，更多的是“劳动力不足”和“难民就业”。以报告提出的几项措施为例：一是鼓励双职工家庭；二是帮助非正式劳动力转变为常规劳动力；三是尽快促使难民融入德国劳动力市场。

      《2017年德国国家改革方案》提到德国的公共投资对欧元区的间接影响有限，同时也提出德国将加强对欧洲的投资。德国接下来是否能够利用资本的力量在各个层面巩固其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德国是否能够一改之前在资本市场上相对美国的弱势？德国资本市场目前情况如何？这些问题值得继续探究。

      从默克尔执政后德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来看，默克尔推动的国家改革方案执行力相当强。而随着德国在欧洲已经取得话语权，从一定程度上，德国的政策俨然成为欧洲整体趋势的风向标。因此关注《德国国家改革方案》有助于中国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经济战略。

附录：

报告全文（德文），http://www.innovation4.cn/library/r14953

      哈佛商业历史学家钱德勒在《信息改变了美国》一书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改变了美国，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钱德勒甚至于还想把书名改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但最终并未成行。虽然以信息技术为驱动力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没有结束，但以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等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酝酿之中。

      工业4.0研究院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对德国、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主要工业强国进行研究，特别是针对德国工业4.0概念和体系发展，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持续跟踪研究，形成了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认识，我们把这些认识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宣言”。

      第一，虽然德国在2013年就明确提出了工业4.0，随后也在多份报告中提到工业4.0就是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之说，但从德国实际推进工业4.0的解决方案等思路来看，其解决方案以数字化为主要内容，并无足够的网络化和智能化要素，实在担负不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名号，这实际上把“工业4.0”降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

      具体来讲，德国工业4.0已经“沦落”到数字化的代名词，无法承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愿景和前景，这是一个较为沮丧的结论，毕竟德国初期还是高打高举，但德国工程师后来长期占据德国工业4.0平台，给经济学家参与的机会并不多，直接导致工业4.0概念接近现实。

      第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产业政策与市场力量的平衡将成为其成败的关键，衡量和平衡两者的判定标准集中到创新的速度，如果产业政策有助于快速创新，自然应该加强产业政策，但如果市场力量更容易带来创新的加速，就应该让市场来决定赢家。

      第三，全球各个国家大大低估了人工智能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到来的价值。由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推动了当时的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制造系统（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最终陷入失败境地，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大部分有历史印象的专家都避免谈智能制造，也是想尽量跟日本的失败保持距离，但当时日本提出的IMS目标仍然是适用的，利用IMS来解决所有产业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通用目的的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上个世纪日本在推动IMS的时候，日本已经在特定行业和特定企业实现了智能制造，但要在所有行业提供通用目的智能制造系统，几乎是人类社会的追求，美国专家评价，日本IMS就是想成为教科书式的解决方案，但当时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不过现在随着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有机会进入人工智能等技术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

      第四，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涉及到全球制造业的格局，但显然不能陷入德国的言语体系，因为意味着不同技术体系和路径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力是完全不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依靠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结合来实现，这显然不会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范式的核心。

      回顾德国提出工业4.0的初期，是把工业4.0列为未来项目来完成的，但由于全球各国追捧工业4.0概念，亟需德国提出产品级的解决方案，迫使德国把工业4.0降为工业3.0的解决方案，中国制造完全可以不按照德国的发展节奏，根据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规律，走出中国特色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道路。

引用及转载说明：本文引用自工业4.0研究院发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宣言”。

亲爱的21世纪经济报道读者：

      德国2013年正式提出了工业4.0，得到了国内热烈的追捧，并形成了一股工业4.0的投资浪潮，由于难以实现投资推进规模化发展的目的，从中实际获益的投资者并不多。目前投资大都没有考虑技术的非标技术特征，但通过选择通用目的技术的投资标的，可以大大增加投资的成功概率。

      我们首先要区分一般制造和装备制造的差别。简单的来讲，一般制造就是普通消费者购买的空调、电视和手机等产品，美的和海尔等企业本质上是一般制造的企业；而装备制造的产品主要应用到一般制造的工厂，它们生产的大都是机械设备、机器人或工业软件等。

      目前国内一般制造大都过剩，虽然有机会实现供给侧改革，通过创新提升产品的吸引力，但推动产品创新的基本技术，仍然是装备制造。因此，关注装备制造的通用目的技术，是目前最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通常情况下，装备制造大都需要满足特定的企业需求，我们可以从模块、设备、产线及工厂多个层面来看，产线和工厂需要系统集成商来提供，目前大都是非标准化的，但如果拥有核心技术，可以提供设备级或模块级的标准化产品，例如通用机器人、PLC或传感器等，就有可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用，这也是工业经济的基本特征。

      提供设备级或模块级的装备，竞争对手一般都比较强大，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例如，提供低能耗物联网芯片的ARM公司，最近就被日本软银收购，这不是普通的投资者能够把握的，但非标特征突出的系统级解决方案，由于硬件与软件融合的影响，变成具有一定标准化特征的投资机会，也就具有了规模化发展的可能。

      简单的讲，诸如工业物联网及机器学习等技术应用，有机会改变原有系统级解决方案非标特征，从而为实现经济规模化提供了可能。

      传统的投资理念大都从企业经营实际出发，通过产业链分析，找到产业链所需要的核心技术，投资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从而坐等企业占据市场获得收益，但核心技术并不一定满足通用目的的要求，从而难以构建具有规模化发展的解决方案，即便在资本的刺激下，也难以解决非标这个问题。

      最近几年时间受资本追捧的MES，被认为是工业4.0投资必备标的，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了实现生产制造的智能化，的确需要对生产现场的设备及产线进行管理，通过加装传感器或直接从智能设备采集数据是必要的步骤，但更重要的是，通过采集的数据做出决策，对生产现场进行管理，这要求特定的系统集成，实际上就是非标的集成了。对于20年前设计的MES体系，难以完全考虑20年后的技术发展，特别是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新型技术的应用，有可能改变MES的非标状况。

      如果企业家真正意识到非标解决方案的局限，并可以大胆创新，就可以找到具有通用目的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从工业4.0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来看，在数字化设备领域已经具有一些机会，诸如工业互联网平台，就出现了GE的Predix和西门子的MindSphere，它们都是冲着通用目的解决方案而去的，可见通用目的的数字化装备已成为一个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大机会。

      具体来讲，在工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它们实际上代表了所谓通用目的技术的可选项，这也意味着在工业领域，将出现一批平台级的企业。

      工业4.0研究院把这些通用目的技术分为三种：一种是模块或设备层面的通用技术，它可能的呈现形态是具有智能化功能的雾盒子（利用雾计算的设备），在GE的体系中被称为Predix终端；第二种是从产线视角的制造操作系统，也被称为MOS（Manufacturing Operating System），可以从MES的基础上演进过来；第三种是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涉及到工业云的服务能力，可以承载诸如预测性维护以及物联网金融等先进业务。

      对于投资基金来讲，要覆盖以上提及的三个通用目的技术领域，并让它们发挥效用，需要建立工业4.0生态投资的理念，简单的投资一个掌握某项具体技术的企业，并不能帮助这家企业提供通用目的的解决方案，只有投资一系列的企业，才可能组成某个工业4.0生态，最终为投资者提供具有确定预期的回报。

      如果从投资的全周期来讲，恐怕要从项目开发、尽职调查、项目论证、投资决策到投后管理等都需要做出改变，用工业4.0生态投资的理念来指导相关工作，并瞄准通用目的技术中的佼佼者，通过投资者和企业家两者共同努力，推动真正的工业4.0生态发展，才可能实现其目标。这一点可以从GE、西门子和软银等企业投资与技术平台发展两者结合中找到参考。

      总的来讲，对于进入2017年的投资家们，继续关注工业4.0领域的投资机会，以工业4.0生态的先进理念作指导，重点瞄准通用目的的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会给新型的工业投资家带来历史性的机遇，这将伴随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成就中国资本梦。

工业4.0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胡权

2017年1月1日

本文刊登于《21世纪经济报道》，原文链接：http://www.21jingji.com/2017/1-16/3OMDEzODFfMTQwMTg3O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