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上海工业4.0俱乐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主要谈到了我国新提出的“资本市场强国”和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前者是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新名词，后者是工业4.0研究院在2017年研究的新成果。

      记得2015年，同样在上海，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两场演讲，分别是《工业4.0之中国挑战与机遇》和《工业4.0时代的资本秘密》，主要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规律。

      在2018年，我再次拜访上海，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工业4.0研究院已经与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帮助一些上市公司设计和实施了工业4.0战略，有了一些新体会，所以在工业4.0俱乐部的年会上跟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进行分享。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资本家

      在我跟工业4.0俱乐部的行业人士分享了《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之后，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投资基金跟我私下交流。一方面他们为我再次阐述“技术+资本”的理念表示赞赏；另外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提出了新资本家的说法，但怎样才可以成为新资本家呢？

      要认识工业4.0时代的新资本家，必须要先认识到工业1.0、2.0和3.0的资本形态之间的不同。

      首先，工业1.0是资本主义的雏形，工厂还没有形成高度专业分工的流水线生产，这个时候的工厂投资并不大，因此，工业1.0阶段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家人、朋友或同学等，没有专业的资本家。

      其次，在工业2.0形成的流水线，大大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这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按照一些文献的说法，仅仅通过传统的银行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开始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投资银行，例如，摩根大通等机构，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再次，到了工业3.0，也就是所谓数字时代或信息时代，大量的无形资产开始出现，这些无形资产是难以被传统的投资银行所评估，但要创造这些无形资产（很多时候是数字资产），需要的投资一点都不比传统物理资产少，这迫使一些懂专业和敢冒险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Venture Capital）、私募股权（PE，Private Equity）等出现。

      最后，我们来看看工业4.0时代的新资本家。按照工业4.0研究院的理解，新资本家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具有专业性，通常要介入到特定的领域去投资，如果对该领域理解不够深入，是很难进行专业判断的。

      二是需要在不同阶段进行投资，主要是按照TRL 1-9所划分的三个阶段，按照不同的着力程度，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例如，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Andrew Ng）最近设立了AI Fund，他把重点放到TRL 1-3，这跟传统投资基金做法是不同的。

      三是生态投资开始成为标配。在中国国内，有些投资基金希望找到一些投资风险小、回报高的项目，但由于投资基金数量增长非常快，基本上呈现了过剩的状况，要获得较好的回报，必须提高投资的效率，生态投资是较好的选择。

      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

      回顾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时间，中国制造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随即中国制造开启了多轮探索强国之路的尝试。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多个关键概念，例如，两化融合的主线，智能制造的主攻方向等。后来，随着2017年底把工业互联网确定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之一，工业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词汇。当然，后来我国进一步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工程院提出了“新一代智能制造”。

      除了前面提到的官方体制内单位提出的概念，一些企业或独立机构也提出了一些说法，例如，海尔和红领共同提出了“互联网工业”，华为提出了“边缘计算”，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产业互联网”，阿里研究院过去几年重点关注了C2B等概念。

      按照工业4.0研究院设计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中国制造2025可以分为四大主流流派，分别是两化融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服务流派。

      工业4.0研究院认为，一个主流的流派，应该满足三个要求：

•   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具有不断完善范式和体系的能力，可以吸纳新出现的各种优秀元素（例如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等等）。
•   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理念，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实践方法等，可以被较多的利益相关者接受。
•   可以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通常情况下，具有生态特征的概念流派更具有竞争力。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获得各个部委的支持，更容易推进相关概念和体系。两化融合主要是工信部一所在推进，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也是工信部的立部之本，自然是主流流派之一。智能制造涉及到工厂现场的流水线，装备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效果，目前主要是中国工程院在负责相关理论体系构建，无疑也是主流流派之一。对于工业互联网，这毫无疑问对应到“网络强国”的需求上，工信部信通院负责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运行，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对于最后一个智能服务，实则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成果，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领头羊，但考虑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应用，该领域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

      对于其他非主流概念，大都是单个企业（通常也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在推进，或者是该企业利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联合自己的供应链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组建的联盟推进，通常不满足上面提及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所以也不详细介绍。

      总而言之，在资本市场强国牵引下的中国制造2025，目前主要呈现四大流派百花齐放的场景，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毫无疑问是有益的。除了四大主流流派，其他概念和体系，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目前我国各界人士对人工智能2.0带来的机会非常兴奋，特别是2017年7月8日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一如既往的设定了赶超和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变革的愿景目标，激发了各方力量的关注和参与。工业4.0研究院过去几年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研发，有一些体会，但总体对中国人工智能普遍乐观的态度有些忧虑。

      部分专家和行业从业者笃信应用才是中国的机会，但对重塑行业竞争规则的开源项目，仅仅把它作为技术来源，而非基础设施，可能是我们在未来10年时间犯下的最具战略意义的错误。

      第一，我们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景虽然乐观，但对于把主要力量放到消费或金融领域，而不是加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实在有些担忧。

      工业4.0研究院对积极跟进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日本和中国做了一个对比，总体来讲，日本如同30多年前一样，仍然加大人工智能2.0的投入，并且是加大制造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投入，当然，日本也非常重视生活领域的投入。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制造业的人工智能还处于讨论阶段，具有较大比例的制造企业、IT公司以及研究单位，都对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价值存有疑虑，即便是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对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缺乏实质性的说明。

      这也许从国家战略上，中国制造就处于赶超阶段，但在于新一代人工智能颠覆性创新来临的时候，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加上国内制造业的环境限制，恐怕要错过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机会。

      第二，人工智能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它承袭了传统数字化的技术特征，但也因为美国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工业4.0研究院观察到，开源项目成为数字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会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由于强势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美国的Facebook、谷歌和雅虎等）一贯带来的作风，加强了开源项目在互联网阶段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在目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深化数字化发展浪潮下，开源项目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毋庸置疑。

      第三，中国在人工智能开源项目上虽有贡献，但基本上处于理念不先进、产业行为不明显、商业模式不成熟的状态。

      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成就了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但这些产业大都是利用了开源项目，而非开源项目的贡献者，它们充分利用开源项目带来的便利，构建了自己的IT基础设施，结合到中国大量的互联网民众，形成了平台性的垄断力量。

      虽然期间BAT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做了开源项目运行的尝试，但基本上不得其法，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开源项目运行模式，难以在中国这样的互联网环境下实现。这促使我们一些智库及研究机构开始提出一个疑问，“中国需要开源项目吗？”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产业化的开源项目，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开源项目的商业模式不成熟，这也使得开源项目运行的环境难以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开源项目生态成长的环境。随着信息化跟工业化的融合逐步加深，缺乏开源项目生态的支持，中国制造业的创新生态也许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工业4.0研究院来讲，我们不希望只是提出问题和观点，通过过去几年时间在开源项目基础上研发的积累，目前已经推出了开源项目的“先进制造挑战赛”（AMC，Advanced Manufacturing Challenge），希望可以对冲美国开源驱动的先进制造，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最近举国上下都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产业政策利与弊的辨析，不少经济学家都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一些行业媒体也来询问工业4.0研究院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存在正相关，但产业政策应该加强开放性和公正性。事实上，本人早在2015年上半年接受《网易商业报道》采访时，就明确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做了一点小的评论。

      工业4.0研究院一直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制定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国内GDP增长，保持全球贸易平衡以及保障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制造业产业政策来讲，从根本上保障各个国家制造业的未来，是最基本的需要。

      产业政策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它的确可以帮助国家获得发展机会，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抛开学者和经济学家纯学术上的讨论，真正在经济政策制定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施产业政策的，特别是日本在战后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客观上帮助日本很快恢复了其工业强国的地位，并且还帮助日本在诸如汽车、电子以及钢铁等领域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国家。

      因此，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中，本人更支持林毅夫，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似乎缺少了专业度，也缺乏专家的开放性，这对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林张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烂熟于心，但真正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问题更为现实，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完善，会使得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失效。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诸如发改委、工信部或各地政府出台了看似帮助制造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寻租或寻求补贴的动机非常突出。业内热议的诸如某知名家电企业的软件产值高居行业前茅，据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得软件销售补贴。

      长达17卷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详细记录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各个方面，是期望全面了解日本崛起过程中产业政策角色和价值的最好参考资料。工业4.0研究院在研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强国的制造业政策时，发现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政策已经经历了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补充性产业政策阶段，进入了指导性政策阶段。

      在一个产业还处于模仿阶段的时候，战略性产业政策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模仿美国汽车行业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起到了协调国内资源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其产业的发展。

      不过，当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日本产业政策制定者对IBM小型机很感兴趣，加大了这方面的产业政策制定，但由于当时连IBM都输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日本的PC产业政策基本上还来不及制定，就被市场判定没有机会。在其后到来的互联网经济，习惯于制定产业政策的日本和德国等都输给了开放标准的TCP/IP协议，当然，中国的互联网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消费互联网应用，但实际上在互联网关键技术上并没有领先于全球。

      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全球相关新型技术层出不穷，工业4.0研究院开放实验室4.0专家发现，诸如工业级CPS、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数字线程（Digital Thread）、人工智能等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几乎没有在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中体现，相关部委出台的产业政策大都提及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等耳熟而详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工业概念，且不说这些概念能否承载未来工业的需求，仅仅是行业创新需要的关注度，也是有疲劳性的，这对于推动行业创新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在前一段时间接受法国回声报编辑部负责人采访的时候，本人就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方面肯定了该产业政策的正面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该产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工业4.0研究院真心希望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能够更为开放和公正，理论和实践出现百花齐放的状况，这更有助于保证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工业4.0研究院（China Academy of Industrie 4.0）作为独立的研究机构，与国际知名智库和媒体有较为广泛的沟通和交流。最近法国著名的商业媒体《回声报》（Les Echos）编辑部负责人Emmanuel Grasland访谈了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畅谈了“中国制造2025”（China Manufacturing 2025）带来的各种改变，其中也谈到了美的收购库卡等热门话题。

      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回答了法国《回声报》几个关注的话题，分别是中国制造2025给中国制造行业带来的改变，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制造企业，以及中国制造行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等几个问题。

　　对于中国制造2025政策，胡权院长明确表示该政策给中国制造行业带来了三大益处：一是给全国制造业获得自中央各部委以及各地政府官员支持带来的机会，这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少有的；二是资本市场也在政策引导下，对制造企业提供了一个融资渠道；三是制造企业真的开始转型升级了，原来推行多年的两化融合等计划，给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了中国制造2025的抓手之一。

　　当法国《回声报》编辑部负责人Emmanuel Grasland提到欧洲各国都比较关注的美的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的事情，他兴致勃勃向胡权院长询问中国转型升级典型代表企业。胡权院长根据在中国知名度情况，主要提及了海尔、歌尔、三一、富士康、华为以及红领等探索智能制造路径比较深入的企业，并指出中国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涉及到全国各个行业，典型代表企业应该比较多，但媒体曝光度比较高的企业还不是特别多。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沟通中，法国《回声报》还饶有兴趣的谈起工业4.0研究院的定位及贡献。胡权院长介绍了工业4.0研究院立足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版工业4.0体系的工作，并指出工业4.0研究院推出的工业4.0创新平台，为行业企业及专家提供了一个资源对接的工业4.0生态，大量的制造企业从中获得了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工业4.0研究院通过专业的研究工作，获得了国内外大量专业机构和人士的认可，树立了专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研究机构形象，为中国制造未来输出软实力奠定了基础。工业4.0研究院将继续努力，立足中国经济及商业实际，探索中国版工业4.0理论体系及发展路径的构建，切实帮助中国制造迈向制造强国的伟大目标。

参考链接：

法国回声报：Quand « l’atelier du monde » veut faire monter en gamme ses usines
参考消息：法媒称中国具备赢得产业升级战优势:有数字化巨头
中国日版：外媒关注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将赢得“数字革命”

　　为了帮助中国制造企业更好的利用工业4.0相关方法，通过创新和创业（双创）突破发展，实现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工业4.0研究院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正式发起成立了“开放实验室4.0”（OPEN LABS 4.0，OL4.0），期望通过多个主题实验室的运行，帮助中国制造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截止到2016年底，开放实验室4.0筹建五个主题实验室，主要是面对全球先进制造所需要的核心和关键技术，特别是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的跨领域共性技术。

　　* 工业4.0区块链实验室

　　* 工业4.0机器人实验室

　　* 工业4.0大数据实验室

　　* 数字孪生体实验室

　　* 中国版工业4.0战略实验室

　　开放实验室4.0是一个开放式创新的计划，一方面跟全球开放的研究和创新机构合作，例如欧盟的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德国工业4.0平台、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智能制造系统）、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以及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现在为Manufacturing USA）等，另外一方面，开放实验室4.0与国内知名的创新中心、投资基金（特别是工业4.0领域的基金）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常态沟通机制和创新合作的战略关系。

　　开放实验室4.0为各个合作伙伴提供资源对接、测试服务及咨询顾问等专业能力，既给专业服务商提供客户对接的机会，同时也有响应需求的企业提供选择高质量专业服务的便利。

　　大量的中小企业需要低成本的工业4.0解决方案，它们一般难以购买昂贵的测试设备，也无法支付咨询费用聘请大型咨询公司的顾问专家，但它们显然也是中国工业4.0转型升级需求最为旺盛的群体之一。

      我们诚邀有兴趣加入开放实验室4.0的企业，在工业4.0创新平台上提交相关申请，共同探索中国工业4.0的体系构建和落地实施，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找到一条符合工业4.0基本理念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