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行业人士对于产业互联网概念，产生了较大的兴趣，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腾讯研究院以及工业4.0研究院等知名机构，纷纷撰文发表看法。

      行业专家最近密切关注产业互联网，主要是因为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在《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了要“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信号。

      2018年11月11日，工业4.0研究院发布了《产业互联网白皮书》，目的就是为了阐释相关立场。因此，《产业互联网白皮书》也被定位为“工业4.0研究院立场报告”。报告发布之后，不少读者申请下载该报告进行仔细阅读，同时，笔者还不断接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读者发送的信息，他们纷纷表达了自己对产业互联网的认识。

      从各种各样的看法中，笔者发现大家对产业互联网本身就是感兴趣的。“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即便仅仅是望文生义也比较容易理解，容易与互联网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行业人士纷纷加以关注的根本原因。

      为了进一步阐释工业4.0研究院的立场，针对大家颇为关注的几个问题，笔者做一些说明。

      第一，对于产业互联网的概念，《产业互联网白皮书》在第一章明确进行了说明。当然，这个概念定义是一家之言，工业4.0研究院强调的是产业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的优化和重组”，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产业互联网有别于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价值。

      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并不成熟。笔者也部分赞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广乾研究员所提出的“产业互联网概念不成熟”的判定。事实上，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在互联网经济学研究联盟会上做的《产业互联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演讲中，也不断强调“需要有专家为产业互联网范式添砖加瓦”。

      不过，既然腾讯明确提出了要转型产业互联网，他们也一定会投入智力资源去完善这个概念，并且推动产业互联网范式的发展，不必过于担心。

      第二，有一些专家对于《产业互联网白皮书》把这个概念的历史追溯到1968年颇为不解，他们大都认为，1968年还没有真正的互联网产生，谈何产业互联网的出现？

      其实，《产业互联网白皮书》的这个提法，是以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和分布式控制系统（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应用为标志——因为它们本质上就是数字化技术上的网络连接，因此，可以认为较早的时候，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场景就开始呈现了。

      当然，工业4.0研究院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就产生了产业互联网的概念。事实上，产业互联网这个概念具有本土特征及发展特殊性，使得我们很难找到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证据。

      第三，行业内对于产业互联网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人会倾向于不认同产业互联网概念，认为它没有形成独立的体系，或者产业互联网影响了某些利益；也有的人希望了解产业互联网、拥抱产业互联网，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

      目前高调批评产业互联网的大都是前者，他们已经熟悉了工业互联网的概念，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如果要转向产业互联网，本身是有一定成本的。笔者联系过一些行业人士，他们的心情甚至是颇感焦虑，希望统一思想，聚焦到一个概念去发展。

      不过笔者对于类似思想分歧倒是很乐观，中国经济体量巨大，商业机会也非常多，完全有空间让两个或多个概念并存，并且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好处。

      在《产业互联网白皮书》中，笔者提出，一些早就在产业互联网研究上有积累的机构，例如中国互联网协会、腾讯研究院、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联盟和工业4.0研究院，可以就行业人士关注的问题做一些研究，并把这些研究分享给大家，促进大家对产业互联网的认识。

      这就是工业4.0研究院发布《产业互联网白皮书》，阐释我院对产业互联网立场的初衷。

 希望下载《产业互联网白皮书》，可以点击：

 产业互联网白皮书（2018年版）

      2018年12月3日，工业4.0研究院胡权院长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邀请，与工经所黄群慧所长进行了亲切交流，并为工经所的专家做了题为《制造业的经济学原理》的讲座，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欢迎。

      胡权院长针对全球生产力水平增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命题、通用目的技术以及专业化分工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一直以来，工业4.0研究院潜心研究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主题，结合到德国、日本、美国和中国的经济现状，提出了高度自动化、高度数字化和高度网络化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判定标准，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是我国研究产业经济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拥有大量知名的经济学家，这次行业内的专家交流，是一次高水平的智力碰撞。

      双方领导表示，可以借此机会，针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发挥经济学在建设良性生态的重要作用，为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出谋划策，推进中国制造业探索第四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通用目的技术（GPT，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

      本次讲座和交流活动由工经所李晓华主任负责主持，李主任力邀工业4.0研究院就中国制造业的挑战继续探讨，并对2019年相关研究课题提出了设想，得到了工业4.0研究院的热烈响应。

      最近在上海工业4.0俱乐部做了一场演讲，题目是《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主要谈到了我国新提出的“资本市场强国”和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前者是中国证监会提出的新名词，后者是工业4.0研究院在2017年研究的新成果。

      记得2015年，同样在上海，我在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做了两场演讲，分别是《工业4.0之中国挑战与机遇》和《工业4.0时代的资本秘密》，主要阐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规律。

      在2018年，我再次拜访上海，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工业4.0研究院已经与国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帮助一些上市公司设计和实施了工业4.0战略，有了一些新体会，所以在工业4.0俱乐部的年会上跟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进行分享。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资本家

      在我跟工业4.0俱乐部的行业人士分享了《资本市场强国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之后，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投资基金跟我私下交流。一方面他们为我再次阐述“技术+资本”的理念表示赞赏；另外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我提出了新资本家的说法，但怎样才可以成为新资本家呢？

      要认识工业4.0时代的新资本家，必须要先认识到工业1.0、2.0和3.0的资本形态之间的不同。

      首先，工业1.0是资本主义的雏形，工厂还没有形成高度专业分工的流水线生产，这个时候的工厂投资并不大，因此，工业1.0阶段的资本来源主要是家人、朋友或同学等，没有专业的资本家。

      其次，在工业2.0形成的流水线，大大促进了规模经济的发展，这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按照一些文献的说法，仅仅通过传统的银行借贷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开始出现了一些专业的投资银行，例如，摩根大通等机构，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再次，到了工业3.0，也就是所谓数字时代或信息时代，大量的无形资产开始出现，这些无形资产是难以被传统的投资银行所评估，但要创造这些无形资产（很多时候是数字资产），需要的投资一点都不比传统物理资产少，这迫使一些懂专业和敢冒险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VC，Venture Capital）、私募股权（PE，Private Equity）等出现。

      最后，我们来看看工业4.0时代的新资本家。按照工业4.0研究院的理解，新资本家应该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是具有专业性，通常要介入到特定的领域去投资，如果对该领域理解不够深入，是很难进行专业判断的。

      二是需要在不同阶段进行投资，主要是按照TRL 1-9所划分的三个阶段，按照不同的着力程度，形成了不同的风格，例如，知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吴恩达（Andrew Ng）最近设立了AI Fund，他把重点放到TRL 1-3，这跟传统投资基金做法是不同的。

      三是生态投资开始成为标配。在中国国内，有些投资基金希望找到一些投资风险小、回报高的项目，但由于投资基金数量增长非常快，基本上呈现了过剩的状况，要获得较好的回报，必须提高投资的效率，生态投资是较好的选择。

      中国制造2025的四大流派

      回顾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时间，中国制造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随即中国制造开启了多轮探索强国之路的尝试。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明确了多个关键概念，例如，两化融合的主线，智能制造的主攻方向等。后来，随着2017年底把工业互联网确定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之一，工业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词汇。当然，后来我国进一步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工程院提出了“新一代智能制造”。

      除了前面提到的官方体制内单位提出的概念，一些企业或独立机构也提出了一些说法，例如，海尔和红领共同提出了“互联网工业”，华为提出了“边缘计算”，中国互联网协会提出“产业互联网”，阿里研究院过去几年重点关注了C2B等概念。

      按照工业4.0研究院设计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中国制造2025可以分为四大主流流派，分别是两化融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和智能服务流派。

      工业4.0研究院认为，一个主流的流派，应该满足三个要求：

•   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具有不断完善范式和体系的能力，可以吸纳新出现的各种优秀元素（例如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体等等）。
•   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理念，可以容纳各种不同的技术路径、实践方法等，可以被较多的利益相关者接受。
•   可以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通常情况下，具有生态特征的概念流派更具有竞争力。

      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获得各个部委的支持，更容易推进相关概念和体系。两化融合主要是工信部一所在推进，已经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也是工信部的立部之本，自然是主流流派之一。智能制造涉及到工厂现场的流水线，装备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效果，目前主要是中国工程院在负责相关理论体系构建，无疑也是主流流派之一。对于工业互联网，这毫无疑问对应到“网络强国”的需求上，工信部信通院负责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的运行，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对于最后一个智能服务，实则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成果，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领头羊，但考虑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应用，该领域也应该是主流流派之一。

      对于其他非主流概念，大都是单个企业（通常也是比较大型的企业）在推进，或者是该企业利用产业链上的主导地位，联合自己的供应链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组建的联盟推进，通常不满足上面提及的流派判定三大基本要素，所以也不详细介绍。

      总而言之，在资本市场强国牵引下的中国制造2025，目前主要呈现四大流派百花齐放的场景，这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毫无疑问是有益的。除了四大主流流派，其他概念和体系，也将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目前我国各界人士对人工智能2.0带来的机会非常兴奋，特别是2017年7月8日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一如既往的设定了赶超和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变革的愿景目标，激发了各方力量的关注和参与。工业4.0研究院过去几年一直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研发，有一些体会，但总体对中国人工智能普遍乐观的态度有些忧虑。

      部分专家和行业从业者笃信应用才是中国的机会，但对重塑行业竞争规则的开源项目，仅仅把它作为技术来源，而非基础设施，可能是我们在未来10年时间犯下的最具战略意义的错误。

      第一，我们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前景虽然乐观，但对于把主要力量放到消费或金融领域，而不是加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实在有些担忧。

      工业4.0研究院对积极跟进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日本和中国做了一个对比，总体来讲，日本如同30多年前一样，仍然加大人工智能2.0的投入，并且是加大制造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投入，当然，日本也非常重视生活领域的投入。

      相比较而言，中国对制造业的人工智能还处于讨论阶段，具有较大比例的制造企业、IT公司以及研究单位，都对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价值存有疑虑，即便是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对制造业应用人工智能缺乏实质性的说明。

      这也许从国家战略上，中国制造就处于赶超阶段，但在于新一代人工智能颠覆性创新来临的时候，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加上国内制造业的环境限制，恐怕要错过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机会。

      第二，人工智能是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它承袭了传统数字化的技术特征，但也因为美国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工业4.0研究院观察到，开源项目成为数字化乃至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会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由于强势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美国的Facebook、谷歌和雅虎等）一贯带来的作风，加强了开源项目在互联网阶段的主导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球数字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在目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深化数字化发展浪潮下，开源项目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已经毋庸置疑。

      第三，中国在人工智能开源项目上虽有贡献，但基本上处于理念不先进、产业行为不明显、商业模式不成熟的状态。

      在互联网发展阶段，成就了BAT（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但这些产业大都是利用了开源项目，而非开源项目的贡献者，它们充分利用开源项目带来的便利，构建了自己的IT基础设施，结合到中国大量的互联网民众，形成了平台性的垄断力量。

      虽然期间BAT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做了开源项目运行的尝试，但基本上不得其法，主要原因是美国的开源项目运行模式，难以在中国这样的互联网环境下实现。这促使我们一些智库及研究机构开始提出一个疑问，“中国需要开源项目吗？”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产业化的开源项目，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开源项目的商业模式不成熟，这也使得开源项目运行的环境难以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了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开源项目生态成长的环境。随着信息化跟工业化的融合逐步加深，缺乏开源项目生态的支持，中国制造业的创新生态也许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于工业4.0研究院来讲，我们不希望只是提出问题和观点，通过过去几年时间在开源项目基础上研发的积累，目前已经推出了开源项目的“先进制造挑战赛”（AMC，Advanced Manufacturing Challenge），希望可以对冲美国开源驱动的先进制造，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最近举国上下都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产业政策利与弊的辨析，不少经济学家都对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一些行业媒体也来询问工业4.0研究院的观点，我们的观点非常明确，产业政策与国家发展存在正相关，但产业政策应该加强开放性和公正性。事实上，本人早在2015年上半年接受《网易商业报道》采访时，就明确对产业政策的作用做了一点小的评论。

      工业4.0研究院一直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制定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国内GDP增长，保持全球贸易平衡以及保障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制造业产业政策来讲，从根本上保障各个国家制造业的未来，是最基本的需要。

      产业政策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它的确可以帮助国家获得发展机会，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优势。抛开学者和经济学家纯学术上的讨论，真正在经济政策制定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不实施产业政策的，特别是日本在战后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客观上帮助日本很快恢复了其工业强国的地位，并且还帮助日本在诸如汽车、电子以及钢铁等领域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国家。

      因此，在林毅夫和张维迎产业政策大辩论中，本人更支持林毅夫，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似乎缺少了专业度，也缺乏专家的开放性，这对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的风险。林张两位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烂熟于心，但真正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发展问题更为现实，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不完善，会使得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失效。

      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就处于这样的状况。虽然诸如发改委、工信部或各地政府出台了看似帮助制造企业发展的政策，但由于寻租或寻求补贴的动机非常突出。业内热议的诸如某知名家电企业的软件产值高居行业前茅，据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该企业实际上只是为了获得软件销售补贴。

      长达17卷的《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详细记录了日本产业政策的各个方面，是期望全面了解日本崛起过程中产业政策角色和价值的最好参考资料。工业4.0研究院在研究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强国的制造业政策时，发现发达工业国家的产业政策已经经历了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补充性产业政策阶段，进入了指导性政策阶段。

      在一个产业还处于模仿阶段的时候，战略性产业政策是有价值的，因为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模仿美国汽车行业的战略性产业政策，起到了协调国内资源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其产业的发展。

      不过，当全球经济进入数字经济以及互联网经济的时候，日本产业政策制定者对IBM小型机很感兴趣，加大了这方面的产业政策制定，但由于当时连IBM都输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日本的PC产业政策基本上还来不及制定，就被市场判定没有机会。在其后到来的互联网经济，习惯于制定产业政策的日本和德国等都输给了开放标准的TCP/IP协议，当然，中国的互联网虽然获得了大量的用户消费互联网应用，但实际上在互联网关键技术上并没有领先于全球。

      在制造业领域，目前全球相关新型技术层出不穷，工业4.0研究院开放实验室4.0专家发现，诸如工业级CPS、数字孪生体（Digital Twin）、数字线程（Digital Thread）、人工智能等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几乎没有在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中体现，相关部委出台的产业政策大都提及两化融合和智能制造等耳熟而详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工业概念，且不说这些概念能否承载未来工业的需求，仅仅是行业创新需要的关注度，也是有疲劳性的，这对于推动行业创新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在前一段时间接受法国回声报编辑部负责人采访的时候，本人就中国制造2025产业政策进行了阐释，一方面肯定了该产业政策的正面价值，另外一方面，也指出了该产业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工业4.0研究院真心希望中国制造业产业政策能够更为开放和公正，理论和实践出现百花齐放的状况，这更有助于保证中国制造业的未来。